作者在结语“交流的必要”中指出：“历史的经验已表明，非平等的文化接触，不仅不能使文化获得进步，反而会带来破坏和倒退。平等的文化交流，有深刻的互尊、和平、互动愿望。这种交流不仅可以学习到不同文化的优异部分，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扬自身文化优异部分的机遇，它可以将长期养成和积累的文化上的优异部分，在交流的过程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确实需要平等对待，无论是各国之间或是国内各民族之间都应该如此。平等的交流才能产生真正的理解与沟通，而这正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互补互利必须具备的心态基础。历史学家首先就应该具备这样的健康心态。
    建西不仅抱持这种信念写书，而且也抱持这种信念从事其他有益的实际工作，例如参与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的策划等，目的都是增进各族乃至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去年秋天，他还特意赶回贵阳，陪同来自台北的贵州籍著名学者张朋园教授和我，专程前往黔东南苗族自治州西江千人大苗寨参观，让我们对苗族历史文化、居住环境与风俗习惯有直接的了解。朋园虽在贵阳花溪出生，但由于少小离家老大始还，亦系初次进入苗疆。我们都深为这一带的风景秀丽、资源丰富与民风淳朴所吸引，特别是在苗家吊脚楼度过载歌、载舞、载饮的欢乐夜晚，更使我们终生难忘。那朦胧月光下的重峦叠嶂，那一张张诚朴善良的笑脸，那时而欢快时而凄婉的歌声，将永远存活在我们记忆之中。往昔众多传说苗人善蛊，但至今似仍无人能够确切说明蛊为何物。我想它大概就是苗疆自然景观与人文氛围所散发的永恒魅力，往往使进入这片美丽土地的旅行者流连忘返吧！
    朋园堪称贵州乡贤，读建西书稿后颇多奖掖之语。旅途中又与当地许多中青年苗、瑶等族知识分子接触，亦有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之感。贵州地区（特别是苗族聚居地区）还有很多很多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苗、瑶等族人民千年涵泳的灵气与悟性也有待进一步激发与认识，而交通与交流可能就是贵州走向现代化与走向世界的头等重要通道。建西取名本来就寓意为建设大西南，他已经为贵州的发展做过不少有益工作，希望他以此书出版为新的起点，为贵州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对外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这一期望也包括我所认识的与尚未认识的贵州众多中青年俊彦之士在内。
    碰巧我在翻开建西所赠刚出版的这本著作时，发现他在寄书时夹着的一封信，虽然比较简短，但却如实反映了师生情深与他当时的心态。现将此信全文照录如下：
    章老师您好！
    弟子建西顿首拜上。过年前给您寄去挂历拜年，怕您未收到悄悄打电话问了罗老师，告知收到才放心。年初一又打电话到您家拜年，人未在。问了罗老师和马老师，得知您去了珠海，如此唯遥空祝您和全家春节快乐。
    我回贵州过的年，初三那天去看了吴雁南老先生，他身体很好，见到我去，十分高兴，见有其他客人来，当即介绍这是章开沅先生的学生，听他这样介绍我除感到荣耀外，知道其他先生们均是把我们这种晚辈同您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觉得尊重您的一些同辈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须十分小心和有礼貌。
    回贵州，拿到了出版的博士论文，我的朋友均赞颂您老的序言写得非常好，我当然很高兴也很体面。出版社给了您180多元钱的稿费，我代领了，为了便于一次随书寄给您，只能用两张百元的夹在书中，这样薄一点。单独汇的话，还得再到邮局去取，很不方便。
    顺祝您身体健康，合府快乐！
    弟子游建西再拜
    98.2.26
    记得我与建西首次见面，是在1994年春天从台湾回校以后，其时他在华师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已有一年，主要是由时任所长的罗福惠老师指导。他之所以来华师攻读，可能是由于宋亚平的牵引。他们两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都有豪放不羁、讲究信义等相似个性，而且走的也是由学而仕、而商、又回归于学的道路。他俩在深圳下海时结成莫逆之交，亚平到华师攻读在前，建西来华师则是在亚平毕业之后。不过亚平当时尚未回归于学，而是应聘到海南洋浦管理局任中层领导，以后成为管理局局长江上舟的得力助手，在洋浦开发事业中大显身手。而建西倒是实实在在潜心向学，从此完全走上文化学术道路。
    建西是我接受的第一个苗族学生。此前，1950年我在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任教，曾参与举办中学历史教师骨干培训班，有一位女学员是湘西永顺土司的女儿，好像就是苗族。她已经40多岁，比我大得多，早已从北大历史系毕业，而且在当地师范学校任校长多年。这个培训班实际上还是以政治思想改造为主，加以我又只是一个助教，所以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学生看待。建西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朴实憨厚，虽然已在商城深圳摸爬滚打多年，但仍保持着浓郁的贵州乡土底色。他不像时下有些官员或商人，读学位只是为了混个学历，增添若干儒雅装饰。他潜心向学，排除杂务，实实在在完成学术训练，并且已经迈开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步伐。当然，最感动我的是他对于贵州特别是苗疆的热爱，作为苗族后裔决心以石门坎为个案，深入探讨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那些年文化研究虽然已属退潮期，但我们历史所仍然以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为主攻方向，所以建西的学位论文选题颇洽我心。当然，我的内心也存在若干疑虑，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传播史研究在中国大陆起步甚晚，资料积累与学术底蘊均属欠缺，加以又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因此很少有人问津。1990年8月至1991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一年，与复旦大学田汝康教授过从较密。他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史的前驱，曾多次向我谈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艰难。但是，建西却充满信心，踏踏实实而又勇往直前。我原先以为他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后来却发觉他是深受深圳特区的影响，充分显示以城市雕塑拓荒牛为象征的创新先驱精神。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贵州搜集到必要的珍贵文献资料，并且亲自前往石门坎进行艰苦深入的田野工作，终于如期完成学位论文并且顺利通过正式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