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学贯中西、出入经史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几乎论无不及，学无不窥”[1]（前言）。其经济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居突出位置，在1913年之前其有关经济的著述、论述数量之多，无人能与其匹。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更多地随着时势的变化创新和发展，在经济思想界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有关中国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方式的思想在戊戌前后却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对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思想进行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宣扬资本主义工业化。他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敌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以农为本”的口号，也不满初期改良派某些人所提出的“以商立国”，明确提出“以工立国”[3]（卷一P70）的主张。这和其师康有为“定为工国”[4]（P227）的观点一样，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口号。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大多主张采用机器和新式技术来提高农业产量，改良中国的农业，但对农业中的生产关系问题却很少论及。康有为在《人类公理》（写于1885-1887年，已逸）一书中，勾画了一个人人平等、疾苦病老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其中对土地制度的设想是：土地归公，政府征土地税，即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所忆之“土地归公：政府直辖之事业，如此其多，则其费浩繁，将何所出？势固不可不仍取于民。然租税重，明目繁，则民且滋不便。于是略仿井田之意，凡地球之土地，皆归公有，民不得私名田；政府量其地能出之富力几何，随时定其率，约十而税一。唯此一税，他皆除之。”[2]（卷六P80）但康有为把这一“大同世界”的实现推到遥远的将来。在实际宣传中，他从没有把这一土地公有的主张公之于众，更毋庸说将其作为改良纲领加以推行了。在戊戌政变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献中，只有梁启超的《说橙》是个例外，该文含蓄地表露了梁启超变革封建土地经营方式的思想。
    《说橙》写于1896年，它以梁启超同一个希望投资“新会橙”的老农的对话，表达了其农业经营方式的观点。[2]（卷一P113-115）文章借老农之口，宣扬了通过投资租地、雇工以及采用农业新技术经营橙园的巨大收益。文中出现三个阶级人物：“老农”、“田主”、“治田之工”。在这里，老农是橙园的主人，但他已不是封建生产关系下的佃农或自耕农，而是向地主租入土地，自己投资并使用雇工劳动的租地农业资本家的化身；“田主”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他不是将土地租佃给小农，直接向佃农收取地租的封建地主，而是把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并通过农业资本家间接瓜分农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第三个阶级人物是“治田之工”，不论是其中的常工还是散工，都是依靠出卖劳动力向租地农场主领取工资的农业雇用工人了。
    《说橙》是个小品文，梁启超运用这种文体可能是想避免从正面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也显示出此时的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尚处于感性阶段，思想还不成熟。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明显地看出他对农业生产关系的主张：他向往资本主义农业的经营方式，指责封建政权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阻碍，却并不要求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主张在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建立租地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这实质是一种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道路，即列宁所说的“普鲁士式的道路”[5]（P205）。
    （二）
    做为康有为的追随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不遗余力地宣传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对上述土地制度的阐述再无片言只语。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辗转逃至日本，与康有为在东京组织保皇党，发行《清议报》、《新民从报》，思想渐趋激进，“倡排满共和言论”，[6]（P177） 以致受到康有为的责备。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期间对中西文化和社会经济做了深入的对比和思考，政治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时陷入民族悲观主义的泥沼，认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7]（P407）并由此认定中国决无条件像美国那样通过暴力达到共和，他哀叹“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6]（P407）此后思想更退一步，倡开明专制论。
    与这一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往复变化相比较，其土地制度思想却一脉相承，并且逐步成熟和系统化。如果说1896年《说橙》一文感性地表露了他的土地主张的话，那么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经济论战则使梁启超从理性的高度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并有所发展。这次论战是继鸦片战争后的货币问题论战、戊戌变法前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论战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第三次大辩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于土地国有和土地私有中各持一端，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从报》为阵地展开激烈的论战，涉及问题颇广，但土地国有问题却是整个争论的核心和总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