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坚持抗战的华中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人烟稠密，交通便利，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又是联系华南和华北的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华中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所在，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撤退时在华中敌后留下了大量的正规军，并组建了一些非正规军，还留下省政府、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等大量的地方政权，其目的一是防止日军占据这些地区，其二亦是防止新四军像华北的八路军那样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政权。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以战养战”方针，富饶的华中成为日军统治和掠夺的重点地区，也是它实行伪化统治的重点地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主要势力也在华中。日伪兵力占据着铁道、公路、湖泊、长江、运河等交通线及其附近城市，而一部分县城和广大农村则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和军队所占据，或者为打着抗日旗号实行割据的各种地方实力派所占据。因此新四军改编后开赴华中敌后时，所面临的局势比八路军挺进敌后所遇到的情况复杂得多。不仅有各种地方实力派和强大的日伪军，还有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与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及非正规军，日本侵略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带早已被填充完毕。
    华中地区多为河湖港汊和平原，隐蔽困难，这给敌人的空军和骑兵以很大的优势。日本在兵器及技术条件上均占优势，并占据了交通线和京沪坚城等地利优势。对于兵力相对弱小，武器装备落后的新四军来说要打开抗战局面，开辟敌后根据地无疑于死地求生、虎口夺食。此外南京、上海、杭州、芜湖等地的先后失守，给予国人特别是江南人民的抗战情绪以极大打击，这一切给新四军组织民众抗战带来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没有地利又少人和的情况下，新四军只有依靠自身顽强的作战能力和正确的战略战术才能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从而培育和发展了新四军勇于战斗、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的战斗精神，这是新四军铁军精神的精髓和主干。而为了团结人民、发动群众抗日、争取地方实力派，又要求新四军自身不仅要有严明的纪律，而且能英勇对敌作战并取得胜利，要以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对待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问题。新四军正是以自身严明的政治纪律、战斗的胜利、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江南民众，赢得了群众支持。 [2]江南人民以“当兵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王者之师”、“平安菩萨”、“岳家军”、“天下第一军” [3]等众多光荣称号来赞扬新四军，其中所反映的正是新四军的战斗精神和军民的鱼水深情。
    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进行军事斗争外，新四军还面临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皖南事变标志着国民党反共摩擦的重点已经由华北转移到了华中。此后华中各地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还与日伪一起，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侵犯，妄图将新四军“驱逐”出华中地区。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将主要兵力用来进攻解放区，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1941年夏，日军集结优势兵力，分四路向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盐城进攻，先后占领盐城、阜宁等地。从1941年夏开始的“清乡”运动，更是残酷毒辣，给新四军开辟和坚持华中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困难。新四军个部队用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军“摩擦”和地方各种反动势力的攻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日伪、顽、我三者之间长期复杂的斗争，是华中抗日根据地不同于其它根据地的重要特点，新四军始终处于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反“伪化”斗争的前沿。日伪顽交相逼迫和地方实力派情况各异的复杂战争环境，对新四军的作战能力和政治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任何战略和政策上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正是这种异常复杂和险恶的革命斗争环境磨练了新四军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塑造了新四军无坚不摧、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和为国家民族利益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
    铁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一系列主观条件密不可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及其对新四军的战略指导是新四军成长壮大的保证，亦是铁军精神的思想和制度保障，正如陈毅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党在本军的领导，就是本军特质的表现”[4]（p869）。人的主体性因素是铁军精神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以叶挺和陈毅为代表的新四军高级指战员群体和众多新四军将士是铁军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人脉渊源。
    铁军名称的由来与新四军第一任军长叶挺密切相关。叶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独立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北伐战争中独立团屡破强敌，每战必胜。由于独立团和第四军其他部队的英勇表现人们衷心地称誉他们为“铁军”[5]。在战斗中叶挺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有勇有谋的良将风范，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北伐名将”，此后铁军的荣誉与叶挺紧密相连。抗战爆发后叶挺由国外回到上海，密切关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为祖国危亡的局势担忧。他主动请缨抗战，并建议改编后的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示要重振当年铁军的雄风。此后，叶挺以勇猛善战的北伐铁军为榜样对新四军进行训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国民党当局囚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不为所动，在五年多的牢狱生活中，展现了一个军人的气节和铁军精神的光芒。可以说北伐铁军的榜样力量和叶挺的人格魅力是铁军精神的奠基力量之一，即为国家民族利益敢于战斗、勇于战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和深沉的爱国热情。
    广大新四军指战员是铁军精神的体现者、承担者，也是铁军精神的塑造者。新四军改编之初主要是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及红军游击队组成。1934年10月至1937年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残酷的“围剿”、“搜剿”、“清剿”，在山区坚持了长达3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人员少、武器劣、被分割、被封锁的恶劣环境里，部队得不到休整、补充，粮食补给极为困难。而且由于交通断绝个游击队之间以及游击队与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游击支队在封闭、艰苦的环境中孤军奋斗。在这种异常险恶、腥风血雨的环境中坚持战斗的经历，铸炼了一支铁骨铮铮、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武装队伍和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并形成了以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傅秋涛、谭余保、高敬亭、叶飞等一批经过战争锻炼和考验的领导骨干。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他们能服从和切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接受改编，与昔日残酷剿杀自己的敌人结成并肩作战的战略盟友，体现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这批革命队伍和共产党人正是此后新四军改编后的主力和领导骨干。正如陈毅在《建军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光荣革命的八路军的名字，代表着伟大的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而光荣革命的新四军的名字，则代表着我党我军所领导的伟大的游击兵团的历史。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形成的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为此后新四军下山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实战经验。他们不畏险阻、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他们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环境中坚持独立作战的勇气，对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无比忠贞的精神风貌，他们抛却个人恩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精神和爱国情操，铸就了新四军的铮铮铁骨，铁军精神是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