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众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凯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之华盛顿”，却最终成为举国唾骂的“窃国大盗”，在众叛亲离中，羞恨而死。相传袁世凯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他”是谁？有人说是一心想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有人说是一心想作“帝王师”的杨度，也有人说是袁世凯自己的帝王思想。
    一
    身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并没有继承其父的雄才大略，反而在父亲强大的气场下显得庸碌无为。民国成立后，袁克定更是倒霉，居然在骑马时把腿摔坏，在落下终身残疾的同时还获得了“袁大瘸子”的绰号。对这样一个官宦子弟而言，如果民国就这样延续下去，那么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他也将堕入常人的世界。因而，对袁克定来讲，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父的权力，就成为他面对的最大课题。按照中国传统思维，有子承父业一说，因此，作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也一直有当“皇太子”的强烈愿望。
    在袁世凯统治逐渐稳固之后，袁克定便开始在他身边精心营造帝制氛围。袁克定知道其父很在意日美等列强的政治态度，为了给称帝舆论再加砝码，他想出了伪造《顺天时报》的主意。《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起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初名《燕京时报》，主要报道中国政局内幕，进行亲日宣传。由于时政性强，在华影响力和发行量不断扩大，销量曾一度达到17000多份，成为华北地区的第一大报。对于善于审时度势的袁世凯来说，阅读《顺天时报》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国情，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窥测日本政界的对华态度，因此他每日必读。正是看破了父亲的心思，急于促成复辟帝制的袁克定竟然伪造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政治氛围，天天刊载各方支持复辟帝制的文章，使其父误判形势。此事败露后，袁世凯才明白自己一世精明，结果却上了儿子的当。因此，当他被迫取消帝制之后，曾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
    袁克定的帝王思想甚至比其父更为严重。即便在袁世凯死后举国唾骂之际，袁克定仍然想效仿历代帝王，将其父的坟地命名为“袁陵”，结果遭到袁世凯昔日结拜兄弟、临时主持政务的徐世昌反对，最终改名“袁林”。徐世昌对袁克定解释说，“林”与“陵”谐音，据《说文解字》，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可谓一举两得，这才让他作罢。
    二
    湘人杨度，曾跟随大儒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此后一直以作“帝王师”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曾几次东渡日本，精心研究君主立宪制度。期间虽然与蔡锷、黄兴、汪精卫、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却始终坚持自己特立独行的政治见解，主张君主立宪是中国最好的政治体制。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于对他赞赏有加的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被清廷重用，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成为名噪一时的“宪政专家”。而杨度也对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心存好感，认定他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非常之人”，从而为日后充当袁世凯的“帝王师”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他一边表示赞同君主立宪，向清廷效忠，一边与革命派进行政治谈判。最终，革命党人答应了他提出的当总统的条件，袁世凯的政治立场迅速从支持君主立宪变成赞同民主共和。而在一心向往君主立宪政体的杨度看来，袁世凯之所以这么转向，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一旦大权在握，还是有可能回归君主立宪的。因此杨度在南北调停期间向各省游说时就预言，即便用总统名称，袁世凯仍可以成为“拿破仑”，使共和再为君主。
    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直陈“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观点。随后，他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共同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而袁世凯也对杨度投桃报李，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实际上，由杨度等人导演、袁世凯主演的这一场复辟闹剧，一出场便遭到举国唾骂。杨度的两位昔日好友梁启超、蔡锷率先倒袁。杨度组织筹安会时，曾派人到天津征求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不仅没有支持，还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其进行了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