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通商条件下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有利于出口商品的生产。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及经济基础的限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丝和茶，思想家们普遍主张扩大丝茶生产，以增加出口。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锡兰等国丝茶进入国际市场，加强了中国出口丝茶的竞争压力。钟天纬分析了国际市场上中国丝茶出口的严竣形势，提出整理丝茶生产和贸易的方法，要求“将所出丝茶精益求精，驾乎日本、锡兰、意大利之上”（注：《刖足集外篇·策题》。）。精益求精的关键是参用西法，能用机器的改用机器。马建忠在《富民说》中也把丝茶作为增加出口的首要商品。他提出要“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庶我固有之利不尽为洋产所夺”，同时还要归并资本，成立大公司，以加强竞争能力。此外，对牛革、羊毛、蔗糖、草缏、棉花、磁器、大黄等物随时进行整顿，以便增加出口。
    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为农产品，价值低，进口的是工业品，价值高。郑观应指出：“中国地居温带之中，所出之物悉较外洋为优，无如中国优于天工，而绌于人力。中国以为无用之物，如鸡毛、羊毛、驼毛之类，洋人购之造之，人巧夺天，竟成美货。……洋人成货之后，售与华人，其什百千万之利仍取偿于中国也。”（注：《盛世危言·商务五》。）陈炽也指出：“中国出口之生货，皆以箱计，以石计，以包计，以百斤千斤万斤计，取值至贱，获利至微，盈舟溢屋，捆载而去。西人入口之熟货，则以件计，以匹计，以瓶计，以盒计，以尺寸铢两、数目多寡计，一物之值贵至万千，一船之载总计至亿兆金钱而未已。以贱敌贵，以粗敌精，以拙敌巧，能乎不能？”（注：《续富国策·器用之工说》。）他们的论述深刻地说明了农业国和工业国商品交换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这除了发展先进的生产技术，制造出能与外洋世敌的工业品外，没有别的出路！
    对于进口商品，则普遍主张用国产商品来进行抵制。这是一种进口替代理论。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奏请自开煤矿，他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招觅商人用机器开采煤矿，“价值必视洋煤减轻，通商各口皆可就近广为运售，而洋煤不阻自绝，船厂亦应用不穷”（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销后王韬也提出以自开煤铁矿来取代煤铁的进口，他说：“煤铁之利开，则不独机器船舶局中自饶于用，即以供诸国之用而无不足。每岁西人自其国中载运煤炭前来中国通商各口岸，供应轮舶所需者，计不下一千数百万金，铁亦不下三四百万，矿务既兴，其利皆归之于我。”（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代上广州冯太守书》。）光绪十四年，钟天纬更提出了全面实现进口替代的主张说：“诚以机器纺织羊毛，则毡罽不能入口矣；以机器纺织麻枲，则羽纱不能畅销矣；精化学则肥皂、香水、品靛、洋烛不难制也；明格致则强水、橡皮、火油、水泥无不得法也；勤种植则葡萄、酿酒、萝卜、制糖、雪茄、卷烟、加非代茶均可蕃植也；善畜牧则牛羊、乳酥、龙虾、黄鲊莫非洋人之食料也；精工作则洋针、洋伞、织带、旗边足堵洋货之喧夺也。”（注：《刖足集外篇·挽回中国工商生计利权论（二）》。）实现进口替代需要一定的条件，当时他们把它看得很容易，反映了要迅速挽回利权的迫切心情。
    中国交通运输落后，轮船和火车这两项重要的交通工具是主张对外通商的思想家所极力提倡的。在要不要造铁路问题上，19世纪80年代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主张造铁路的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前已指出，王韬的兴利项目有造轮船之利和兴筑铁路之利。他主张“令民间自立公司，购置轮船，用以往来内河，转输货物，装载人客，既无虞乎盗贼，亦不费乎时日”；“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载运各货以贸易于欧洲各国，久而行之，其利自溥”。有火车则“远近相通，可以互为联络，不独利商，并且利国”。这是较早提出来的观点。洋务运动时期主张发展航运和铁路的人还有许多，论述的内容很丰富，为了节省篇幅，不一一述及，我们可以跳到光绪二十一年，再举何启、胡礼垣的论述为代表。何、胡在《新政论议》中提出了因时之事的要点九条，第一条即为“开铁路以振百为”。他们认为铁路非常重要，决定其他各事的兴废。他们主张省、府、州、县都设铁路，“路路相接，县县相连，由县达州，由州达府，由府达省，由此省达彼省，而各省无不遍达焉”。这样宏大的建设铁路思想，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建设铁路的主张者，但有空相的成分也是显然的。关于轮船，他们说：“天下之利莫大于通商，通商之利莫大于轮舶。”（注：《新政真诠》第131页。）
    中国原来没有概括农、工、商、矿、交通等的总词，随着各种建设事业的发展，相应地产生了一个新词——“实业”。光绪二十一年，何启、胡礼垣提到“实业之入息”（注：《新政论议》，《新政真诠》，第160页。），即办企业的收益。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提出对“成大工厂以兴实业”的人“优与奖给”的建议。以后“实业”一词逐渐流行，又产生了“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等词。
    新词汇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了以工业化为目标的时期。光绪二十一年，张謇即曾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这虽然说的是外国，但中国既然要学习西方，自然也应以此为方向。光绪二十三年，粱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注：《饮冰室合集·文集》（1）。）中指出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次年康有为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则进一步指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提出了“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的主张。“定为工国”即要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中国的工业化目标。
    宣统二年（1910年），实业家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他在《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中说：办实业必须有的（目标）。“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以棉铁为振兴实业的目标，也是出于进口替代思想。1913年他解释持棉铁主义的理由说，进口货以棉织物的价格最高，曾达两万万两以上，其次为钢铁，所以他“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棉铁的发展或不发展，一进一出，相差数万万两。“欲赢此数万万，……则惟有并力注重输入额最高之物为捍为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实业政见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