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活力的巨大作用
    倒幕运动中，民族活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本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神国”，这种观念自始至终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一旦与西方文化接触必然发生撞击。18世纪以来，欧洲列强在东方的侵略行为更是加强了人们对“洋夷”的固有观念，这种心理一旦确定下来就很难改变。当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时就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60、70年代，日本有识之士面对着西欧列强的威胁，纷纷寻求摆脱民族危机、富国强兵的途径。当沙俄的威胁成为日本的“北边危急”（12）时，仙台藩的医师工藤平助于1783年撰写《赤虾夷风说考》一书。他认为，若对俄国的南下“置之不理”，“堪察加与虾夷地连成一气，虾夷亦将接受俄罗斯之命令，……诚如是，必将后悔莫及”。（13）尔后，田原藩家老渡边华山的《慎机论》一书更充分地反映出民族危机意识。他认为欧洲列强强盛于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合理的精神和以此为基础的事实。他向幕府发出警告：如果日本不实行自身的改造并谋求引进西欧技术；那么对于“饿虎渴狼”般的欧洲各国来说，便将成为“路上之遗肉”。（14）他不仅把“洋夷”的侵扰看成是对日本生存环境的根本威胁，而且指出日本摆脱危机的途径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改造日本的社会。1791年林子平著《海国兵谈》，进一步强调武备的意义，他说：“海国之武备在于大炮，此乃海国自然之兵制也……窃思唯在长崎严备火矢，而在安房，相模之海湾却不设备，此事甚为不审。”（15）松前藩的大原左金吾于1797年著《北地危言》指出：“外寇乃天下之大仇，非仅一国之寇。”极力主张“竭天下之智”以抗外患，他不仅意识到民族危机，而且还从国家主义出发号召保家卫国。
    19世纪，随着欧美列强势力在亚洲地区推进，日本的民族意识更加强烈，水户藩会泽正志斋著《新论》一书，明确指出西欧国家不仅在蹂躏亚洲各国，更欲“凌驾”于日本之上，特别是沙俄，其“北方窥伺，殆将百年”，“蚕食诸岛而又窥伺内地。”（16）他还指出：“倘若中国强盛，俄国将取道于库页岛和虾夷，进犯日本，然后再以日本为基地进攻中国，倘若中国软弱，俄国将会侵入中国北部，然后再从那里进图日本。”（17）为此，日本已到了“如不变彼，则为彼之所变，势不相容”的地步，必须实行“巨舰之制”，“水操之法”，“应准许邦国（各藩）兴建巨舰”。（18）《新论》一书不仅阐述了西欧冲击所带来的危机，关系到日本危亡，而且提出以“富国强兵”来对付西欧的冲击。这既激发了日本人民的民族意识，又为日本摆脱危机找到了出路。19世纪中叶，日本民族危机加深，日本各届反应更加强烈，出现了又一代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佐久间象山强调，海防问题是全体国民的问题，外患已不限于“德川一家之名誉与耻辱”，而是关系到“皇统安危”。吉田松阴认为“辅佐天朝中兴，乃匹夫之责”。（19）他们已把民族危机提到了全民的面前，增强了人民的民族意识，使大家认识到国家存亡、匹夫有责。要救亡图存，首先得推翻卖国自保的幕府。大隈重信明确指出：“嘉永六年，美使舰至，中外形势俄然一变，渐推移而政权还归天皇。遂为维新之变革，倘令此变革但由国中情势；如武家之格斗争夺取政权，则虽使德川将军离其政权，亦将有取而代之者。……唯世界大势外部之刺激，不容此旧剧再演。”因此他认为：“维新之变革，起于志士之爱国心，改革旧物，以图国家之隆兴。”（20）他把维新变革看成是爱国志士之心愿，救亡兴国之道。
    日本民族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激发下，推翻了腐朽的幕府政权，顺应历史发展之势而实行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亡国的命运，成为亚洲殖民地汪洋大海中唯一独立的国家。从此，太阳旗从太平洋西部冉冉升起。
    注释：
    ①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第51页。
    ②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第56页。
    ③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第40页。
    ④《日本思想大系》第54卷，第337页。
    ⑤诺曼：《日本维新史》第67页。
    ⑥《大久保日记》上集，第395页。
    ⑦《概观维新史》第719～721页。
    ⑧《1600～1914年的日本》第49页。
    ⑨诺曼：《日本维新史》第19页。
    ⑩《象山全集》上卷，第70页。
    （11）转引《历史学》，1979年第3期。
    （12）《日俄关系史》第7页。
    （13）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第73、74页。
    （14）小林龙头等著《现代史资料——满济事变》，第三卷第208页。
    （15）田名纲宏：《新日本史研究》第266页。
    （16）《日本思想大系·水户学》第399页。
    （17）同上，第399页。
    （18）同上第417页、第409页。
    （19）《日本思想大系》第54卷，第337～338页。
    （20）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