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孙中山： 2月13日孙中山在向参议院“推荐”袁氏为继任者的同时提出三项附加条件：1、临时政府设于南京；2、新总统必须亲到南京受任；3、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制章程，新总统必须遵守[4]（p.84）。此举意在说明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源头。这也为日后与袁世凯的政治斗争预留了必要的空间。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氏为临时大总统，但南北协商并未立即结束。孙中山在袁氏的就职地点上虽作出让步，但袁氏在就职誓词中不得不宣称：“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10]（p.139）袁世凯后来背信弃义，践踏约法，甚至称帝，公然违背当初的承诺，失去了法律与道德的支持，其失败也就不奇怪了。历史的发展有内在的逻辑，历史事件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从袁氏的败亡来看，岂能说当年的南北议和只是一纸空文，议和只是一种妥协？
    2.搁置北伐，抱病议和
    国共合作确立后，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南北再度形成对峙格局。但与辛亥革命时期相比，此次南北对峙，南方更具优势，不仅有了较为稳固的地盘，且有真正忠于自己的军队及苏俄的有力支持；而北方则多头相争，混战不止。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部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并将所部改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表现出革命的倾向。25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其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又多次电催。
    在孙中山看来，北京政变与武昌起义带来的机遇有相似之处，是又一次协商议和的良机。他认为：武昌起义是要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制；北京政变是要结束横行十余年的军阀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判断北京政变是革命党在其中筹划的结果。“他们这次能够发动中央革命，便可证明革命在北京已经有了力量，这次虽然没有彻底成功，但可相信革命在北京有可以运动的余地，北京可以作革命的好地盘。”[11]（p. 308）孙中山对北京政变的研判显然过于乐观。
    是北上议和还是立足广东北伐，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孙中山身上。党内的反对者认为，“此行诚危险”，劝其放弃。孙中山认为：“若以革命领袖视我，则此行实无危险可言。”[11]（p.251）
    11月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10日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他开出的议和条件。“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宜。”[9]（pp.295,297）
    在北上途中，孙中山还多次表示了对和平统一的渴望与诚意：“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我都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11]（p.379）“以后解决国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弃西南，只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统一。”[11]（p.367）孙中山此行及所发表的言论，诚然有向北洋军阀传话，表明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并希望此举能赢得民意，迫使北方的政客与军阀放下屠刀；但同时也说明他对北方军阀政客的本质认识不清，对此次议和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景显然过于乐观。可以说这也是孙中山一贯秉持的协商优于暴力的表现。
    孙中山抱病入京后，段、张的真面目很快暴露，北洋军阀根本不会理会孙中山提出的议和主张，并单方面召开所谓“善后会议”。面对变卦了的北方政客与军阀，孙中山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等实质性的问题上与北洋政客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然而，天不佑人，因孙中山的逝世过早地为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遗憾地划上了句号。
    三、坚持协商优于革命的三个原则
    从孙中山一生的议和与革命活动的结果来看，失败多于成功。但他却执着地坚持协商优于革命的原则，唯其如此，在于他以以下三点作为确定行动方略的重要依据。
    1.节约社会成本与民众利益优先的原则
    任何一场政治大变革，社会必然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对现代政治家来说，当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实现社会变革的成本。孙中山一生中的革命活动也好，议和活动也，都是出于降低社会成本与民族利益至上的考虑，而非个人权势的谋取。
    孙中山早年试图通过改良之途（如上李鸿章书），想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其政治目的，此路不通后不得不走上暴力反清的道路。孙中山在列数清廷的十大“虐政”后说：“虽然我们有理由憎恨满洲人，我们仍试图与他们和好相安，但却是徒劳的。因此，我们中国人民已经下定决心，尽可能采取和平措施，必要时拆诸暴力，以争取公平的待遇，并奠定远东和世界和平。”[3]（p.556）
    武昌起义后，随着大多数省份易帜，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以传统的政治思维来研判，革命党人当争取获得全胜，即便是议和也是以革命党人最终执掌政权为依归。孙中山则不然，他要计算为了实现共和所付出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而非何时登上总统宝座。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香港与胡汉民等辩论是否北上时明确表示：“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3]（p.569）这里不仅计算出利用袁氏“贤于用兵十万”，且计算出袁氏若继续为恶，“覆之自易”，而其后的历史发展亦未出孙中山之意料。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在复袁世凯电文中再次强调了议和胜于战争的观点：“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4]（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