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国维与梁启超有着很不相同的性格，他内向、抑郁，且不善交际，其父王乃誉深知此点。在初到《时务报》馆不久，王国维曾写信告知父亲，他将搬入报社总理房工作（继续担任书记员），为父的得知此事后，回信告诫说：“所陈搬入总理房，人杂事冗，势所然也，特汝性不近此，正亦为念。……如能勉志相习，处一二月亦能相安。”（注：《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信中“人杂事冗”，“特汝性不近此”之句正点明了王国维的这一性格。在他死后不久，其学生徐中舒撰文追忆，以寄托对老师的思念之情。徐写道：“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默坐相对，{K3J203.jpg}卷烟以自遗，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略，数言而止；遇到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注：《追忆王静安先生》，《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徐中舒所言是与王国维在一定时间里接触的综合印象，他的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文中叙述了王国维严谨的学风，同时却也实实在在地反映出王国维沉默寡言的性格。梁启超感情奔放，交游甚广，他“笔锋常带感情”的写作正是这种性格的充分体现。尤其是他晚年，通过家信与子女频繁而又平等的交流，流露出浓浓的舔犊之情，反映了他感情世界中的重要一面。同为学生的戴家祥对王国维的印象与徐中舒十分相似，在回忆王、梁两位老师时他曾作过一番有趣的比较，他说：“与梁先生谈，只有他说话，没有你说话。与王先生谈，只有你说，没有他说。往往是你说了大半天，他听后眉头一皱，说，恐怕不大对吧？有时觉得你搞得不错，他也只有一句：哎，这倒有点意思。”（注：引自《老骥的心境--访戴家祥先生》，《文汇读书周报》第687号，1998年4月25日。）寥寥数语准确地点划出了王梁两人的性格差异。晚年王梁二人共处清华园，其性格差异还显现在不同的处世风格上。1926年年初，国学院向清华校方提出下一学年的发展计划，校方未能同意，而且还决定裁减国学研究院下届招生人数。在稍后召开的国学研究院教务会议上，与会者对校方的决定产生了不同意见，赵元任、李济表示同意，梁启超当即提出异议，认为不应减少招生人数，而王国维当时对此却未置可否。事后，身为主任的吴宓再次征求大家的意见，王国维才在给吴宓的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表示赞同梁启超的意见。这可以说是在细处显现出的不同。
    两人不同性格的构成都有其先天的因素，然而除了与生俱来的成份之外，与他们各自不同的成长道路有着密切的关联。王国维远不如梁启超那么一帆风顺，尽管他的家境尚属小康，然而其父常年在外，幼年丧母后，他与姐姐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常与祖祜母生活在一起。随之，父亲又有第2次婚姻。在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国华的印象中，王国维是一个“寡言笑”的人。以后踏上科举之路，又走得颇为不顺，他7岁入私塾，用了整整10年才于16岁那年考取秀才；两次赴杭州参加乡试，均告失败。这种境遇对他的性格形成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与他一度热衷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似乎也有某种联系。相比之下，梁启超的境遇要好得多。他祖父是一个拥有十几亩地的小地主，他父亲与另两个兄弟平分了这些土地，尽管只有四五亩地，生活却是不愁的。梁启超童年的生活安宁而稳定，幼时从父读书，11岁中秀才，13岁入广东最高学府广州学海堂读书。16岁赴乡试，一举成功，榜列第8，可谓春风得意。由于梁启超的出众才华，主考官李端棻还将妹妹许配给这位翩翩少年。这样成功的经历不能不使少年梁启超踌躇满志，无所顾忌。
    就人格而言，王国维的生活经历相对比较单纯，人们对他在这方面的议论不多。当时的一本《现代名人小传》，用赞许的口吻说他“恬雅和静，学品并茂”，一派儒林风范。只是对他在辛亥之后仍保留辫子感到费解。而梁启超在他生前和死后遭来最多非议的却正是他的人格。由于梁启超政治上的多变，人们往往对他深怀成见。“其名所至，谤亦随之。言政学，则有诋其工篡辑，鲜创获者。言操行，则有訾其多反覆，非纯洁者。虽有智者，莫能定其是非。”对于这种状况，《现代名人小传》的作者费行简似乎是以旁观者清的笔触来予以叙述的。那么他自己又是如何来看梁启超的呢？他这样评述梁启超说：“启超聪明、敏达，如水银得地无孔不入。既更患难，谋亦渐老，故近所行鲜败事。”（注：《现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局1988年（影印）版，第46-49页。）在其平和的话语中深藏贬意，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渐圆滑、老谋深算的政客形象，这颇能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此书印行于1918年，正是梁启超公开宣布告别政坛的那一年，尽管1918年的宣布在他的有生之年已不是第一次，但这次却是最后一次。从他20多年的政治生涯来看，上述的认识可以说是语出有因。然而却决不能就此把梁启超与一般的官僚、政客混为一谈。当初，青年梁启超满怀一腔热血步入政坛，就是为了实现其拯救国家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旧的权力结构从濒于崩溃到最终坍塌，而新的权力结构却又未能建立起来，政坛充满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权力之争，置身其间的梁启超很难不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更何况在这种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的情况下，多重人格在梁启超身上也突出地表现出来。辛亥革命以后，他之所以先与袁世凯为伍，后又成为段祺瑞内阁的大员，关键还在于他想通过这些政治强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事与愿违，他最终还是没能在军阀统治的现实中推行他所崇尚的宪政制度。对此，梁启超感到极度的失望，尽管当时任代总统的冯国璋力图挽留他，他却仍然离开了政坛。透过梁启超的言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政治上的多变，并非见风使舵的投机。他不惜以今日之我去战胜昔日之我，关键还在于要使自己跟上形势，以不断完善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这样的多变不无过失，然而却体现了一种不断追求的精神。他在多变中度过了一生，却始终没有改变过振兴民族、振兴国家的信念。对此，郑振铎曾作过一番评论：梁启超“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是并未变动，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注：《梁任公先生》，《追忆梁启超》第88-89页。）这段话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