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历史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揭示人类存在的时间意义。换句话说，所谓历史研究，就是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来认识、体验和理解各种时间态中的人类自身--通过历史中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来揭示其存在的各种形式以及不断实现其本质的内在过程，从而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变成一种“感性的对象”--可为自身所认识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对象性的历史（人类通过感性的活动在过往时态中所创造的一切）到对象化的人（过往时态中人类的各种存在形式及本质实现），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出发点和归宿点。
    由此看来，从认知的方式上来讲，历史学的智慧特征，与当今所有社会科学都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通过对由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但又同时“外化”为能被人类所认识的那些东西出发，来研究人类本身。但是，历史学又不同于其它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某一层面或某些层面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框定在时间态中的“现在式”。也就是说，社会科学都是以研究人类社会的当下情状为基本出发点的，其主体与客体之间，在时间上是共时态的、同步的。而且，就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来看，主要的还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技术层面。至于包裹在这些社会技术层面之内的核心问题--人的本身，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是无法具体展开研究的。而历史学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它社会科学所起不到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第一，历史研究的过程是一个穿越时间隧道的过程，它所提供的关于人类的总体知识，不是此时此地的，也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历时共生的、必然的和确定性的。第二，历史学不是像其它社会科学那样，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简单地分解成许多个相互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不同部分，然后再从对各个部分的认识中来解构人类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而是把人类存在的总体基础当作一个整体，从而在经济生产、社会组织、政治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生产等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之中，来立体地和动态地解析人类本身。
    作为现实的存在物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认识过往时间态中的历史，不仅是因为人类当下生活的一切现实基础都与作为历史的“过去”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还由于今天的人类与昨天或前天的人类，在本质上具有某些内在的关联与相通。也就是说，历史时间的永恒流逝，并没有从根本上割断“古”与“今”的关系，也没有把人类抽象为一种仅仅是时间态中“现在式”的平面存在。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几万年或几十万年以前的史前时代，并能够从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宗教活动、思维方式等多方面去解析那个时代的人类，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的人（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人）与今天的我们之间，比起今天的我们与动物之间，其差距、隔阂要小得多。
    因此，历史的智慧，就其实质来讲，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形式及其本质的智慧。它与哲学智慧一起，构成了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大智慧。换句话说，就其对整个人类终极性问题的全面关注和整体统摄来讲，能够与历史智慧媲美的，似乎只有哲学智慧。但是，哲学在总体上并不是以人类的已有全部经验为唯一指归，它还关注着经验之外的彼岸世界--一种超验的形而上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当今世界的各种学科或人类认识自我的各种现有途径或方法中，以人类已有的全部经验为前提，来全面关注和整体统摄人的本质和人类终极性问题的，就只有历史学这一唯一的学科了。历史认识的特点以及历史学的独特学术魅力，正在于此。
    三、知识与意义：历史学的二重境界
    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二重构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历史认识的二重性，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和功能。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对象性，从而历史学必然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为人类提供客观的知识；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又具有非对象性的性质，因此，历史学所提供给人类的，就不仅仅是科学的理性，而且还带有审美理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主客观二元对立，进而从总体上更能够贴近人，关心人，塑造人，并为人类提供一个具有审美性质的价值和意义世界。
    历史学能提供给人类客观的知识，这一点已无需多加申说。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史学，几乎都是在追求客观知识的进程之中开展起来的。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从马端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史”的命题，到章学诚“盈天地间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呐喊，中国传统史学所孜孜以求的，就是希图从人类过往的来程之中，来获得客观的知识。“资治”也好，“教化”也罢，无不是以通过历史研究所获得的客观知识作为其出发点。正因为如此，中国史学千多年来一直恪守着客观主义的传统。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①]的意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史学长期以来的主导性意见。故而，任情褒贬、蓄意作伪，必将不容于史林；相反，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才会得到世人的尊敬。中国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系列传统，诸如据事直书、完美主义、国亡史成、持公论而黑出私言等，都与中国史学的这一信念有关：即历史研究能够而且必须提供给人们客观的知识。
    那么，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相比，历史学所提供的知识有什么自身的特点？换言之，历史学所提供的客观知识，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流行的看法是，由于历史研究者永远无法真正“复原”历史，因此历史学所提供的永远只能是一种准知识，充其量只能算一种半知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历史研究的形式，而没有看清其本质。从形式上看，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其所要研究的对象的过程，并在最大的限度上将对象“复原”。由于人永远无法真正回到昨天，因此，这一接近的过程或“复原”的工作，永远都只能是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研究，正像古希腊的斯绪福斯神话，从绝对的意义上来看，永远都是徒劳的。但更重要的方面是，就历史研究的本质来讲，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复原”作为对象性的历史的本身，而在于从对象性的历史中，来认识对象性的人，从而使得历史的另一个属性--非对象性，变成感性的、可认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知识，能够成为现实的主体反思其自身的有效途径或手段，这种知识就是真知识。更进一步地说，历史认识过程中的相对性，是由于现实的人类作为一种存在上的相对性所引起的。既然现实的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相对性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即使能够超越也是无意义的，因此，由于这种相对性而抹杀其知识意义上的确定性、实在性，就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