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中，探讨他坚定著史的信念和著史的心态。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本身就是人超越死亡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拚搏，与命运对抗，以获得永存的、不朽的人生价值，从而也就取得了对死亡予以否认的胜利。司马迁的人生历程及著史心态正是如此。
    生与死，是人生面临的永恒难题。“人固有一死”，活活的生命面对这一逃避不了的灾星，不能不思考人生的价值问题：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让生命具有意义？又怎样超越有限的人生，使生命获得不朽的价值？本文从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中，探讨他坚定著史的信念和著史的心态。
    一生死之间的抉择
    在普通人的一生中或许很少思考死亡问题，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即代表了中国文化“重生轻死”的思维取向和注重生存实践的人生态度。但是，当人们直接面对死亡的时候，再也回避不了人生中这一难堪的问题。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正源自于他的悲剧命运。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酿成他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不幸。天汉三年，汉将李陵兵败塞外降于匈奴，被视为“失节”，在朝臣一片非议声中，司马迁仗义执言为之辨白，想以此宽慰汉武帝，不想反而触怒武帝，蒙获“诬罔主上”之罪，按《汉律》“当死”。依汉代旧例：死囚可纳钱赎死，或以宫刑代死。而司马迁因家贫“财贿不足以自赎”，亲朋故交、朝中大臣又“莫为一言”为之说情，因此，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引颈就戮，要么下蚕室受腐刑。生死抉择的关头何去何从呢？
    求生的欲望与对死亡的避离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人情莫不贪生畏死。”[①]正是司马迁道出了这一人类共同心理。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司马迁又是如何想的呢？在他看来，生为世人，最起码要保持做人的尊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②]因此，如果选择腐刑来逃避死亡，将受人生最大的污辱，无异于人格上的自杀。而对于死，司马迁当时是并不畏惧的。他自言：“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③]因此，也就没有常人面对死亡时对家庭的萦怀牵挂；而作为史官世家出身的司马迁，也是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准则的，他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④]在生与死的选择时，连身份卑贱的奴婢还知道为保持人格尊严而“引决”，何况身为士大夫而又死罪在身的司马迁呢？从现实情形和保持生命的尊严上而言，司马迁是没有畏死之心的。
    但是，真正面对死亡时又逼使他思考生命的价值：“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⑤]正是在对生命价值“泰山”与“鸿毛”的轻重比较中，司马迁产生了求生的愿望。
    身陷囹圄的司马迁回顾个人的人生，以中国文化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衡量，深感自己是不能轻易放弃生命的。从个人道德上言，“孝”为五伦之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以孝之大也。”[⑥]而此时的司马迁，功名未成，父亲遗命的修史事业“草创未就”；从社会责任而言，身为史官而“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坠先人之言，罪莫大焉。”[⑦]因此，在这个时候“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⑧]正是出于做人的基本道德与社会责任心，使司马迁觉得必须活下来，“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⑨]
    生死之间，司马迁终于选择了生。但是，他对生的选择，并非是对生的简单贪恋与对死的尽可能远的避离，而是在对人生价值思索后获得的一种抗拒死亡的意识，他的这种对死亡的抗拒决不是本能的、下意识的，而是高度自觉的。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对生的追求，是他在面对死亡的命运时所获得的一种生命意识，他要以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量，赢得做人的尊严，赋予人生以不朽的价值，这不正是对死亡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和对死亡的胜利与超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