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忍辱偷生为著史
    司马迁虽然活了下来，但作为“刑余之人”、“闺之臣”，面对世俗的“谤议”，乡党的“戮笑”，可以想见是多么艰难，“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匆匆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⑩]死亡刺激他思考生命，痛苦逼使他反思人生，悲惨的处境激励他寻求出路。正是肉体与心灵的巨大创伤，促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在其余生中，他以顽强的毅力完成“千古绝唱”的伟大史著，从而超越肉体的死亡，谱写出一曲生命不朽的颂歌。
    李陵事件之后，司马迁人生观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绝意仕途，超脱于世俗功名之上的心态。司马迁生当汉武帝时代，在这个国力鼎盛、开拓疆土的时代，也正是英雄辈出，士大夫建功立业的时代。时势所趋，青年时的司马迁也如同时代的士大夫一样，走着一条读书做官，建功名于世的人生之路，他大约25岁时就“仕为郎中”。在汉代官僚系统中，郎中一职虽不过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宫廷侍卫官，但因为亲近皇帝，时常侍从皇帝出巡，常有机会由“内廷”外调，得为“长吏”，因此成为许多官宦子弟追求仕进的捷径。年轻的司马迁也很得意于“出入周卫之中”，并很快表现出他的才干，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元鼎六年曾代表朝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1）元封三年，他终于由内廷外调，继父职为太史令，从而真正侧身“卿大夫”之列了。正式步入仕途的司马迁，更加热心于功名事业，以至于“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12）这时的司马迁，不仅自己在仕途上锐意进取，还写信劝隐居的朋友挚峻出来为朝廷建功，他称赞挚峻“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己贵矣。”（13）但绝不赞成那种“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对挚峻宁为山隐士不肯出来做官的作法大不以为然，从中可见当时司马迁热心功名的心态。
    及至出狱之后，司马迁对世俗功名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他虽已“身亏不用”，但汉武帝仍然任命他为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14）这比“秩六百石”的太史令可谓位高禄重了。但是，大劫之余的司马迁却自认中书令一职不过“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并不以这个“尊宠任责”的职位为荣，他虽无法拒绝汉武帝的“宠任”，但行事无非奉命而已，再也没有从前那般主动、热心了，过着一种“隐于朝廷”的官宦生活。他的这种“应世”态度曾引起朋友任安的不满，写信给司马迁“责以古贤臣之义”，并“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面对朋友好心的诘难，司马迁只以“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15）为托辞，来表明自己无意仕进，甘心寂寞的淡泊心迹。
    他的这一人生观变化还体现在他对“史官”一职的认识上。先前任太史令时，他对自己史官世家及现任职务是颇为自得的，虽然位卑秩轻，但他认为自己担当的是绍周公、孔子之绪业，正历代得失兴亡，品评古今人物的重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6）一副天降大任、义不容辞的豪迈之气，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出狱之后，惨痛的经历使他得以重新审视“史官”的现实地位，从而认识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17）这一认识的变化正是他厌恶世俗功名、绝意仕进的心理动因。
    在经历了从热衷仕进到“隐于朝廷”的心态转换之后，司马迁虽然泯灭了追求世俗功名之念，但他并没有由此否定人生、走向颓废和避世之途，而是重新标定自己的人生方向，重建人生价值观。他以古代遭厄之士的人生追求激励自己：“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18）从中吸取到一种超脱于命运之上的精神力量。因此，他能勇敢地面对世俗的眼光和自己悲惨的处境，将余生寄托于著史的事业上，以舒其心中之郁结。正如他的自诉之言：他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19）尤其是在对“史官”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他执着于著史的目的决不再是求取世俗的功名利禄，而是将它作为一项不朽的人生事业，来实现对肉体死亡的超越，所以，他在写完之后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赏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20）
    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后的“破悟”，既是他在逆境中求生的人格自觉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发现，力图以著书立言求得不朽来洗刷耻辱，重新搏得人格尊严的追求，更是他在对死亡问题的沉重思索之后，为实现生命的价值和对死亡超越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