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政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尽管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对于从中央到基层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并导致严重后果，但是，毛主席并没有想打倒一切，对于有错误可以改正的干部，他还是要用的。林彪、江青一伙则不同，他们为了扫清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煽动造反派强加给他们“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叛徒”、“特务”等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各级领导干部被罢官、夺权，大批干部“靠边站”，有的被“专政”，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造成乌云遮天的黑暗局面。大批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对于林彪、江青一伙这种倒行逆施，周总理表示坚决反对。他在多次接见北京和各地红卫兵以及各地区、各部门造反派代表时反复讲：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主要的；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犯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按敌我矛盾对待；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一棍子打死，等等。不仅如此，周总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和解放了大批干部。
    1966年8月30日，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毛主席，反映8月29日夜被红卫兵抄家的情况。毛主席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总理接到批示后，马上找来肇事的造反派，进行了严肃批评，责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部队保护章宅。有了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就有了保护干部的依据。于是他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要求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迁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给予保护。名单开出后，嘱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转交给统战部，要统战部照名单划定范围，把爱国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9月1日，又命301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 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入院，告以这些人年老多病，政府应负责保护。
    周总理为了保护遭受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想了许多办法，作了许多工作。例如，1967年6月中旬至8月5日，江青、 康生等人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上千个群众组织，一万余人，在中南海两个西门外安营扎寨，几十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日夜狂吼，企图冲进中南海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同志。周总理为了保护刘、邓、陶和住在中南海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了防止全国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五十多天，他巍然不动。后来，毛主席对此进行批评，造反派才散去。事后，周总理在国务院业务组的一次会议上说：戚本禹曾给我打电话，建议我搬到钓鱼台去住，我拒绝了。如果我离开中南海，造反派就会冲进来抓人，那全国还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冲击？如果刘、邓、陶被揪走，那全国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揪？如果国家首脑机关被造反派占领，那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如果撒手不管，那就是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就是犯罪！
    在贺龙同志受迫害时，周总理将贺龙同志和夫人接到自己的住地--西花厅暂住，以后又送到西山保护起来。后来，林彪派人将贺龙同志抓走，总理未能继续保护下去。
    1966年底，周总理获悉彭德怀同志被北京的红卫兵从成都市抓走，即将押送北京。他立即要秘书给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打电话：（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许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在火车抵达北京，傅崇碧同志去接时，北京各路造反派已云集车站，准备抢人。周总理亲自到车站做造反派的工作，最后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德怀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1966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 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1972年1月，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将彭德怀同志及其他被监护者，都转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一个单位，彭总等人的居住、饮食等都有所改善，并配备了医护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