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次论战
    历史研究不能不接受现实生活的检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自诩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不断发动战争，进行干涉与争夺。这些侵略扩张活动愈益暴露了其帝国主义本质，遭到了美国国内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战运动。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历史学家重新评价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普拉特等人的史学观点发出挑战，揭开了第二次论战的序幕。第二次论战是以新左派为一方，以坚持传统观点的史学家为另一方展开的。
    市场学说：进步史学的发展与完善
    1959年，威廉斯发表《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对美国外交政策第一次作出完全新的解释。在他看来，外交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世纪的美国外交，目标是在全球建立美国经济霸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造成美苏互相对峙的冷战，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外交有其连续性。现代美国外交应该追溯到1890年代的经济危机。威廉斯还指出，在1880与1890年代，企业界已断定，外国市场是美国福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市场会帮助美国避免由于生产过剩而引起的问题，而对美国商品与资本输出的任何限制会导致萧条与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对经济扩张的支持，在促使美西战争发生与取得海外殖民地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在大量引证企业界与政治领袖要求把对外扩张与贸易霸权作为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出路的资料后，威廉斯评论说：“对经济扩张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在考虑美西战争的原因时，往往被忽视了，习惯于解释这次战争作为拯救古巴人的运动，或以心理条件来解释它，认为这是为了摆脱由萧条而产生的国家挫折。”（14）新左派史学家用市场观点对普拉特的论说发出了挑战。此后，威廉斯本人写了《美国历史概论》（1961年），《现代美国帝国的根源》（1957年），《作为生活方式的帝国》（1980年），拉法贝写了《新帝国》（1963年），麦考密克写了《中国市场》（1967年），这些著作进一步完善了《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提出的观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学说，在第二次论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拉法贝有力地支持威廉斯的观点，他认为，内战是美国扩张政策的分界线，在这以前，美国扩张主要为了获得新的土地，反映了一个农业社会的要求；内战后，美国工业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寻求国外市场，创立一个新的贸易帝国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拉法贝阐明了这个新帝国的形成过程：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后，美国取得了在西半球的首席地位，五年后，美西战争期间与战后，美国取得夏威夷与菲律宾，第二年，提出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宣告它在亚洲的扩张原则，这些标志着新帝国的形成。拉法贝把美西战争放在这个新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去考察，揭示了战争的性质。他指出：这两个因素--美国生产者广泛寻求外国市场与麦金莱政府迫切希望在这场冒险中帮助企业界--是理解1897年与1898年新帝国的经济方面的两个线索。”（15）在阐明市场的关键作用时，这些学者还强调了中国市场在美国企业界与政治领袖心目中的地位。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在1897年末中国面临领土瓜分危机时，美国企业界敦促政府，在对华贸易上迅速采取更积极的政策。而美国政府与麦金莱本人也一再向企业界作出保证。拉法贝驳斥了普拉特关于企业界是在战争发生后才支持远东扩张政策的论断，他说：“美国正在日益卷入古巴斗争，……相应的是美国对远东事件的关心，美国不会是在杜威5月1日的马尼拉胜利后，才突然意识到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价值。”（16）麦考密克指出，“从西美战争一开始，麦金莱政府就打算保留菲律宾的一个立足点作为‘美国的香港’，--通往中国市场的贸易堆栈与美国军事权力中心。”（17）他论证了这个政策早在战争发生前七个月就告形成。总之，寻求中国市场是美西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左派外交史学家也对企业界的态度作了考察，威廉斯与拉法贝认为，企业界起初曾主张实行和平手段，主意的改变大体上是在1897年秋，许多企业领袖消除了干涉古巴会推迟繁荣的担心，他们开始相信，及时解决古巴问题是明智的，“大约在三月下旬，企业界准备接受战争”。（18）这证明，企业界是在战争发生以前，不象普拉特所说的那样，在战争发生以后，就支持战争了。他们批评普拉特“对这个重要改变只作了轻描淡写”。（19）拉法贝研究了企业界的反应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发现“一些重要的企业发言人与麦金莱总统显然是在大约同时作出这个决定的（指对西班牙宣战--引者）。”（20）拉法贝的这一发现，为理解麦金莱政府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线索--麦金莱政府在美西战争前的政策取决于大企业的态度。可见，麦金莱并不是被公众舆论推向战争的“犹豫不决的工具”，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帝国主义冲力来自国外”论是对历史的歪曲
    在第二次论战中，传统史学的主要维护者是欧内斯特·梅，他在《帝国民主制》（1961年）与《美国帝国主义》（1968年）两本书中，通过引用几个国家的档案材料来维护“公众舆论”说与“大偏离”论，并提出了“帝国主义冲力来自国外”的论说。欧内斯特·梅否认这次战争是为了实行对外扩张，他说，“总统与公众除了战争本身外都没有任何其它目的，……对人民与政府来说，同君主制的信奉天主教的拉丁西班牙战争除了缓解激情外，没有其它目的。”（21）美国政治领袖至多偶然地关心一下在国外的利益，麦金莱总统也是这样。古巴危机发生后，麦金莱极力想避免战争，但是，“当公众舆论达到狂热程度时，他屈服了”，他“勉强地为了他所不相信的原因而进行一次他所不要的战争”。（22）
    欧内斯特·梅还认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存在是暂时的，并且只存在于1898年与1899年这个短暂时间，因为美国此后就停止新的殖民地占领。至于1898年的扩张主义冲力，在他看来，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1890年代国际上的扩张运动，刺激了美国这样做。“世界舞台上各国的思想与活动方式对权势集团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外国舞台提供了模仿的榜样”。（23）外国的冲力与传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渴望市场结合在一起，引起了（美国）在1890年代初脱离反殖民主义传统，在1898-1899年发生真正的帝国主义，然后，又突然回到早期的信仰。（24）欧内斯特·梅的扩张冲力来自国外的解释，是对威廉斯的外交理论的反击，欧内斯特·梅的含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侵略扩张不是出于国内的经济压力，而是对国际舞台上外国力量的反应，以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辩护。
    威廉斯对欧内斯特·梅的研究作了尖锐的评论，他指出，问题不在于要贬低或否定多国档案的研究，而在于欧内斯特·梅有意把美西战争的主要一方--美国方面的材料摒弃，结果，“实际上是一个歪曲了的历史”，结论还是照旧。（25）威廉斯还揭示，欧内斯特·梅的论点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有时承认，“一个帝国主义运动发生了，它不会消失，……其领袖发现，公众舆论可以用来为帝国主义事业服务，只要对这个事业加上虔诚的辞令。”但结论还是，“1890年代，美国没有谋求世界事务中新的角色”。（26）威廉斯的评论是正确的，欧内斯特·梅如果客观地利用与研究多国档案与美国的史料，他本可以作出正确的结论，但偏见束缚了他。
    “新技术”论是对美帝国主义拙劣的辩护
    七十年代中，美国从越南撤军，结束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同时，对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美国社会内部暂时趋于稳定。这时，传统史学开始卷土重来，这也反映在美西战争的论战上。小菲尔德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题为《美帝国主义：几乎任何书本上最坏的一章》的论文，他摆出反攻倒算的架势，一方面严厉指责新左派从二十世纪美国的行动不道德的这个概念着手，“坚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过去”，认为威廉斯的外交连续性纯粹是“虚构的”；另一方面，小菲尔德也拒绝普拉特、霍夫斯丹德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心理危机”、新海军等论说，因为这些解释都是以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行动是错误的为前提。小菲尔德否定了这个前提，认为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对外活动不是侵略扩张，而是以反殖传统为自豪的美国人民对这些民族，尤其是对邻近的古巴人民的同情，“如此的传统目标与态度同‘新美国精神’，亚洲市场，‘海岛帝国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对于美国向远东扩张，小菲尔德提出了自己的假设：新的技术与交通导致美国海军驶往东方，杜威则是为了执行命令才夺取马尼拉，然而，他的海上胜利把帝国主义强加给美国人民，因此；“帝国主义是杜威胜利的产物”。总之，在他看来，“西太平洋的获得，在一个意义上说，是新技术发展的产物；在另一个意义上，它们可以看作历史的偶然。”（27）小菲尔德的《最坏的一章》挑起了一场辩论，拉法贝批评说，他的所谓历史的“偶然”是比米斯“大偏离”论的重复。对于1890年代的外交政策，问题不在于新技术的发展，而是美国用新技术做了些什么；“偏离”、“偶然”才属于“虚构”；被小菲尔德称作最坏的一章不需要重写。（28）贝斯纳批评新技术论是“对帝国主义加以拙劣的解释，是对作出其它结论的大量证据置若罔闻，予以不顾，是对因果关系过分简单的认识”，（29）一句话，是对美国帝国主义露骨的辩护。
    关于国外市场地位的辩论
    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通过对美国商品出口的分析来批评市场学说。贝克认为，用19世纪末的出口增长来证明国内市场的饱和与美国企业界迫切需要国外市场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他以工业品出口为例，证明“美国生产者在国外市场上销售产品，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国内萧条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美国工业品具有优越的专利权、技术与销售技巧而愈益提高了出口能力”。他批评新左派的解释是“建立在对美国工业不必要的阴郁悲观之上的。”贝克认为，美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与19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无关。（30）
    反对市场学说的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论点是沃尔格提出来的。沃尔格指出，19世纪末，美国在中国没有经济利益，“除标准石油公司是明显的例外，美国企业没有为向中国销售商品作必要的努力，其主要原因看来是美国有足够的国内市场”。所谓的中国市场是建立在虚构的而不是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官方政策中，中国没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很少美国领袖的外交政策是出于相信美国的福利依赖于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31）以出口仅占美国总产值的很小一部分来批评市场学说，受到了反批评，麦考密克指出：沃尔格等人没有正面对待一个重大问题：美国为什么要占领菲律宾从而成为太平洋上的强国，而且，这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32）帕特森在近著《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评论说：“某些历史学家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外贸完全不在大多数美国人心上，因为海外贸易通常不到国家总产值的10％，这个回答不行，即令只有1％的美国产品出口，只有那1％卷入美国的外部事件与争端，外贸仍会不可避免地同美国外交交织在一起，--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33）
    美西战争的第二次论战，现在还没有结束，不论在广度上或深度上，都已远远超过第一次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