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墨学研究之异趣
    近代墨学的复活，梁启超与胡适当居首功。但两人治墨的路数、宗旨、侧重点均有不同，各具特点，兹略作比较，以明长短得失。
    （一）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的分野。梁启超不是乾嘉考据派的传人，而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虽然他“夙治考证学”，认为“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的清学正统派之精神是“治学之正轨”，对乃师康有为的主观武断必有不满（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毕竟自觉地以今文经学派自居，学术研究时常表现出“六经注我”的风格，注重阐发古代典籍的微言大义，议论大胆，不拘小节，对证据的要求欠严格，已超出传统“考据学”的范畴，属于新时代的“义理之学”。他在世纪之初的墨学研究中倾注了许多主观思想和西学内容，意在重塑墨学形象，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成为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区别于梁，胡适是有“考据癖”的人，“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好评如潮，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他的考据功力不让乾嘉，眼光则远过之。他尝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为此，他十分注重校勘与训诂，严格遵循“无证不信”的客观态度，不放过一个哪怕是小小的疑点，假设虽是大胆，求证更是小心，丝毫不存苟且偷懒心理，颇有乾嘉考据学风的遗绪，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梁启超阐发墨学义理带有浓重的宣传意味，目的是为了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主义精神，提出对墨子“从而发明之、淬厉之，此又后起国民之责任也，且亦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也”（注：《墨子之论理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55页。）。与此不同，胡适之整理墨学则是为学术而学术，他曾在致胡朴安的一封信中说：“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7页。 ）。从纯学术的观点看，胡适治墨工夫更细密，作风更严谨，对前贤的校注错误多有纠正，新见迭出，更能显示出学术研究的实绩。应该说，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互有长短，胡适由于执著于考据学的治学路数，“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和古义的考定”，而忽视了“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因而颇遭时人讥评。章太炎认为校勘训诂只是治经和治诸子的“最初门径”，然经多陈事实，诸子则多明义理，治法应有所区别，“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注：见胡适、章士钊、章太炎关于墨学的书信往还。《胡适文存》二集卷一。）。这一批评是中肯而又严厉的，暴露了胡适考据学的根本弱点。
    （二）对墨学根本观念把握的分歧。戊戌时期，梁启超致力于思想启蒙运动，提倡“新民”学说。他在介绍西方新学的同时，十分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持，认为《墨子》中的许多观念正与“新民”素质相契合，宜大力淘炼并加以宣传。在先秦诸子中，墨家以“摩顶放踵”、“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和主张和平兼爱著称，梁启超对此至宝十分欣赏，他在万木草堂从师康有为时就“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后又发出“今欲救亡，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注：《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1页。），“墨教之根本义， 在肯牺牲自己，……我族能继之绳之与天地长久未始不赖是也”（注：《墨子学案》第二自序、第二、四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的感叹。可见，他关注较多的是墨学的根本精神。
    在梁启超看来，《墨子》一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兼爱”一个根本观念出来，非攻、非命、节用、非乐、天志、明鬼等都出于兼爱。他特别赞赏墨子的“非命”主张，指出“墨子非命，是把死社会救活转来的学说”，“‘非命’这个主义，直捣儒道两家的中坚，于社会最为有益。‘命’是儒家根本主义之一，儒说之可议处，莫过于此点，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实在被这种‘命定主义’阻却无限的进化，墨子大声疾呼排斥他，真是思想界一线曙光”（注：《墨子学案》第二自序、第二、四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对墨子作如是观，与他的“新民”理论是完全合拍的。相对而言，他对墨子的知识论和逻辑学说虽也有所论列阐发，但毕竟比较薄弱，与胡适恰成对照。
    从“哲学的发展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出发（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胡适牢牢抓住墨家的‘名学’即逻辑方法评估墨学的价值。他认定墨子的“应用主义”或叫“实验主义”的方法和作为论证方法的“三表法”，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而被梁启超高度推崇的兼爱、非命、节用等政治伦理主张，只是此根本观念的具体运用，属“墨学的枝叶”，处于次要的地位，无需多费笔墨（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六篇第二、三、四章。）。这是胡适墨学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主要缺点所在。据此认识，他以西洋近代实用主义的有色镜论衡墨子的“应用主义”思想，鲜明地标示出儒墨两家在哲学方法上的差异，并对《墨经》六篇丰富的逻辑思想和哲学方法，作了精到的梳理和评述，这是他研究墨学的最重要贡献。不难看出，梁启超与胡适在墨学研究上各有侧重，也各有所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三）研究墨学的宗旨异趣。“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倾向是反传统，倡西学。对此，梁启超深以为忧。他虽不明确地反对新文化运动，但标悬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力图纠正当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与“五四”西化潮流适相对立。他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批评墨学的“极端实利主义”和“非乐”思想，即是明证。一方面，他相对认同“五四”对科学的价值追求，认为“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注：《墨经校释·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以此表明弘扬墨学并不背时。另一方面，有感于西方文化的没落，梁启超主要把墨学当作“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藏”来阐发，认为墨子的兼爱学说、非攻主张、义务观念、牺牲精神、同情心理、节用思想以及“理想与实用一致”的追求，无不是医治西方文化病症的良药。为此，他呼吁“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中国文化的诚意”，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包括墨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此自渡渡人，“叫全人类都得着他的好处”（注：《欧游心影录·节录》，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3页。）。晚年梁启超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东方文化派，实非无由也。
    与梁启超注重张扬墨学中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价值不同，胡适对墨学感兴趣并加以推崇的正是那与西学相类同的部分，例科学精神和逻辑方法。在“五四”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背景下，胡适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哲学的未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特别是从墨学等非儒学派中“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这样便能使中国人“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从而在运用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工具时就会“感到心安理得”（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很显然，胡适研究并推崇墨学，目的是为了发现中西哲学之同，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寻找依据，完成他“再造文明”，推进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
    梁启超晚年在思想学术上与胡适屡有对垒，但比之其它方面的严重意见分歧，他们基本上属于“极崇拜墨子”的同道。《墨子》一书经由他俩的校注、整理、发挥，不仅不再难读，且其文化价值和思想方法被充分凸显出来，将墨学研究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为后来者提示了研究门径和进一步阐发的基础，确实功不可没。至于他们的墨学也还存在着把古代哲学现代化等缺点，毕竟是瑕不掩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