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德使的职能，吴全缋的墓志仅有一个十分笼统的记述，看不出具体职掌之所在。《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十一月条：“帝以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军。”说明后唐也有设置，史彦琼就是一个宦官。胡三省在此条下注云：“后唐武德使本掌宫中事。明宗时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诏武德司宫中无扫雪。是其证也。”后唐建立后，庄宗于同光二年扩充内诸司使的设置，并征召散落各地的宦官入京。[6]（《资治通鉴》卷273）武德使当是此时恢复设置的。这里所说的武德使之职掌应是唐朝旧制的继续，吴全缋墓志中的“藉能缉理，颇有条贯，改旧唯新”等语，显然就是指对宫中事务的管理与改进。另据《韦光闰妻宋氏合祔墓志》载，宦官韦光闰在开元中“掌武德杂作”。[3]（《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上引王惟昇“任武德都判官、掖庭局监作。”从这些记载看，显然武德使还有掌管宫中某些制作事务的职能，具体是什么事务？史无明载。从王惟昇任武德都判官同时兼掖庭局监作这一情况看，当和掖庭局的某些职能有关。《唐六典》卷12《掖庭局》载：“掌宫禁女工之事，……功桑养蚕，会其课业。”又曰：“监作，掌监当杂作。”所谓“掌武德杂作。”当是指此类事务。唐后期内诸司使在侵削南衙职权的同时，对内侍省的许多事务也越来越多地设专使掌管。
    有一种看法认为：“‘武德军器’屡见于《文苑英华》卷427至430诸南郊赦书”，进而认为唐代有武德军器使的设置。这是把武德使与军器使合而为一。出现这种看法主要是断句不准所致。以《宝历元年正月南郊赦》为例，赦文曰：“飞龙、闲厩、宫苑、典引、掌扇、内园、总监、栽接、少府、将作、内中尚、武德、军器、内外弓箭库等诸司诸使。”如把“武德军器”不断开，就会将两使误为一使。军器使为唐代内诸司使中的重要使职，史籍中有大量记载，而武德使之名不见于唐代史籍，加之又未及见到出土的碑志，因而容易发生断句不准的情况。
    唐代的都城中有皇城、宫城之分，前者为南衙诸司所在地，后者为皇帝及内诸司使所在地，皇城有皇城使之置，宫城则有武德使。从现在史料看，皇城使主要负责皇城保卫，武德使掌宫中事务及杂作，两使的分工是比较清楚的。武德使在五代宋初仍有设置。《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一五载：“皇城司在左承天门内北廊，本名武德司，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改今名，掌皇城管钥、木契、亲从亲事官名籍及命妇朝会，颁冰供内，取索物及入内尼院斋料、国忌斋醮之事”。充任皇城使的人选，“初犹正官充者，其后便以检校官为之”[7]（《宋史》卷169《职官志》），《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一五中记道：“以诸司使、副使、内侍都知押班三人勾当。”其中就有宦官在内，当是承袭唐制并有所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皇城使的职能不能与唐代武德使类比，其更多地体现的是司门职能，与唐代皇城使的职能大同小异。
    （三）内坊使内坊为东宫所属的宦官机构，以典内为长官，下置有丞、典直等官，掌“东宫閤内之禁令及宫人粮廪、赐与之出入。”[8]（《唐六典》卷26 《太子内坊》）宦官段伯阳在武德时期李建成为太子时就曾充任过太子典内。[3]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内坊使，见于《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总序》，不知始置于何时？很可能唐前期因皇室内部斗争激烈。特置内坊使以加强对太子的监护。史载：“凡任典直以仪式导客，主之傧序；任閤帅以门户，任内阍以出入，任给使以伞扇，任内厩以车舆，任典事以牛马，典内统而典主之。凡皇太子妃之亲、内命妇之母并郡主合乘车出入者，亦监之。”[8]（《唐六典》卷26《太子内坊》）从内坊的这些职能看， 监护太子及其亲属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设置内坊使并归于内诸司使系统，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起到加强监护的作用。
    《新唐书·百官志二》：“初，内坊隶东宫。开元二十七年，隶内侍省，为局，改典内曰令，置丞”。内坊归属内侍省后，内坊使一度不再设置，故其使名极少见于记载。至于《新唐书》说内坊归属内侍省后改典内为令，新置了丞，则大误。据《许遂忠墓志铭》载，大和二年（828），许遂忠曾任内坊典内。说明并未改为内坊令。 又据《唐六典》卷26《太子内坊》载：“隋文帝置内坊丞二人，皇朝因之。”可见唐朝建立之始就因袭隋制在内坊设置了丞。《唐会要》卷65《内侍省》条也有与《新唐书》相同内容的记载，只说“太子既绝外朝，中官自通禁省，有何殊异，别立主司，其内坊宜复内侍省为局。”没有改令、置丞等事的记载。同书还记载说：“开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敕：内侍省内坊单身给使，有品无品并免户例差科。”“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敕：内侍省内坊给使，遭忧百日满，勒上。”据此，可知内坊在开元二十七年前曾一度归属过内侍省，后又隶于东宫，这年又再次归属于内侍省。《旧唐书·玄宗诸子传》：“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这个别院即少阳院的前身。开元二十五年废太子瑛为庶人，二十六年立李亨为太子，不再居于东宫。由于太子不居东宫，索性于次年将内坊隶属于内侍省。
    此后，凡立太子皆令居于少阳院，置少阳院使一至二人，以宦充任，专门监护太子。这样内坊使也就没有必要存在。然据《闾知诚墓志》载：“（大中）十年六月入觐，充内坊使。”[3]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内坊使突然再次设置， 其原因很可能与宣宗不立太子有关。据载：“上长子郓王温，无宠，居十六宅，余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爱之，欲以为嗣，为其非次，故久不建东宫。”[6]（《资治通鉴》卷249）由于不立太子，少阳院无主， 自然也就不置少阳院使。大概宣宗打算立李滋为太子，故先在此年置内坊使以为前期准备，如先设少阳院使则意图过分明显，易召致朝臣反对。后因宣宗服食丹药突然暴崩，此事才搁浅。从此以后内坊使未再见于记载。
    （四）酒坊使《事物纪原》卷6载：“唐有酒坊使。 ”唐朝光禄寺下辖有良酝署，掌酒醴酿造、供设，主要供郊社、祭祀、大朝会之用。“进御则供春暴、秋清、酴醾、桑落之酒。”[9] （《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因此宫内用酒并不全靠良酝署供给，另有内酒坊负责酿制、供给，隶属于宫官尚食局掌管，负责其事的有“司酝、典酝、掌酝，各二人，掌酒醴酏饮，以时进御。”[9]（《新唐书》卷47 《百官志二》）内酒坊使即统管此事的内诸司使之一，不知始置于何时？现能知道最早充任此职的宦官是王意通，为代宗、德宗时人。[10]（《金石续编》卷11《内侍王守琦墓志》）《旧五代史·张承业传》：“武皇（李克用）之讨王行瑜，承业累奉使渭北，因留监武皇军事。贼平，改酒坊使。”李克用讨平王行瑜是在昭宗乾宁二年（895）。 可见直到唐末酒坊使仍设置不废。最后当废于天祐元年。在陕西耀县出土的一批唐代银器，其中一件银碗刻有“宣徽酒坊宇字号”字样。西安西郊鱼化寨出土的一件唐代银酒注底部共有62字，上有“宣徽酒坊……地字号”字样，为咸通十三年造。据此可知唐代内酒坊的银器是按《千字文》顺序编号的，可见其数量相当可观。从而也可证明酒坊使隶属于宣徽使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