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西调和与全盘西化：范式的绝大差异
    “救国”与“救人”的不同，体现了价值取向的不同，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中国人在中西化交流中对文化的选择。两个时期的思想家们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不同也体现于他们采用的思想资料实即范式有绝大不同。
    梁启超强调中西结合以塑造现代国民。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有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2]（P5）即造就新民要借鉴西方近代思想以培养我国民本身所不具备的但又必需的新观念新道德，也要发扬本身所固有的优秀道德品格。他说，“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格，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上也”。[2]（P7）他强调调和，“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2]（P7）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曰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2]（P6）同时，“今日欲强吾国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但是，他又指出“吾固知言德育者终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补助。虽然俟诸国民教育大兴之后，而断非一朝一夕所能获。而在今日青黄不接之顷，……无所挟持以为过渡……则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在道德方面，他更推重传统道德。因此，他反对“一切破坏”之论，尤其反对摧弃旧道德。[2]（P132）在他看来，中国国民社会责任感薄弱、政治观念与政治能力的缺乏，“病源之源”主要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如果说，他对封建伦理也有某些批判那也是隐于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之后的。在他所塑造的现代国民素质中，对个人私利服从群体公利等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强调，正体现了他的“新民”仍囿于传统结构内部调整的特点。这里有避免盲目西化之考虑，但也可窥见其未脱“中体西用”之窠臼。而他及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如严复、章太炎等后期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更说明了他们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固守。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强烈批判孔教及儒家传统，强调“西化”以塑造出理想的现代人。他们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揭示中西民族心态与文明之差异，从更高层次上批判国民劣根性之源，并在比较与批判中揭示“新民之道”。
    陈独秀等认为中西文化是对立的，他们注意寻找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陈独秀说：中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在于：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感情”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家庭”、“实利”、“虚文”为本位。[6]（P165-169）李大钊指出东西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于“主静”与“主动”；东洋文明之短至少有八端：“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阶级的精神”，“对于妇女之轻侮”，“同情心缺乏”，“神权之偏重”，“专制主义之盛行”。[12]（P560）胡适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追求真理”，东洋文明最大特点就是“知足”，“自安于简陋的生活……，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15]（P10）他们通过比较反省本民族弱点，指出：“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6]（P207）“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12]（P562）“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13]（P459）
    结论是西方近代文明是进步的文明应当师法，而中国近世文明是落后的、退步的应予以鞭挞，两种文明尖锐对立，不可混淆。陈独秀说，“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6]（P136）在肯定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上，陈独秀等以全面彻底的进化论与人权说为依据对造成民族弱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猛烈的批判。他们指出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孔子之道与民主政治与现代生活势不两立。陈独秀说，孔教，“过去之化石”[6]（P224）“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6]（P235）“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6]（P232）而以孔教为核心的封建道德、伦理纲常与家族制度其罪恶就在于殄灭个性、培养奴性，同“自立自由”、“独立平等”的人格根本对立，同“今之社会国家”根本不能相适应；以此为本的封建社会“恶果”有四：“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戕贼个人之生产力”。[6]（P167）胡适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压制个性发展，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人的个性”。[7]（P465）李大钊说：“看那两千多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礼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统治者……，尊奉封建伦理首先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6]（P178）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更把延续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斥为“吃人”的历史，所谓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激烈地批判孔教，反对仁政、反对旧式家庭制度，批判孔子学说及儒家经典。陈独秀指出，孔老之说，“尚谦让以弱民性”[6]（P162）“儒者作伪干禄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6]（P275）“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6]（P320）胡适更直接地说到，“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还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7]（P584）
    陈、胡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封建礼教与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比严、梁等人来得更直接、激烈与深刻。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更反对与封建专制相适应的封建文化。他们的超越与贡献不仅在于将中西文明的整体比较作为批判的切入点，更在于他们抓住了西方近世文明的精髓，抓住了个人主义这一东西文明之最大异点，展开对摧残人性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并以此为参照系，从人的觉醒、人格的独立角度，反思传统文化的弊端，在批判中呼吁人的解放和自由，进行着现代的“人”的塑造与新的思想文化建设。他们找到了塑造现代人而非现代国民的生长点：“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6]（P167）他们明确提出“孔教必当废弃”，[6]（P279）否定儒家传统，强调以欧化为目标，确立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型人生价值观。陈独秀说，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6]（P175）“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6]（P281）孔教之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6]（P309）“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必须“取法西洋”；[6]（P323）在教育上，办“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6]（P323）在文学上，学习西方，倡导自然主义的“人的文学”。他们要把思想启蒙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