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政权，反对一切私有财产，主张马上废除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初年，这种学说在理论上是空想，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在民国初年，师复主义在中国流传，有它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原因，也有它不可否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君臣旧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崩溃，人们对于封建专制统治和高压政策的不满和反抗，对于自由、平等的向往，从而寻求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的强烈愿望。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第一，师复主义者率先在中国传播了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起了桥梁的作用。
    清廷倒台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专制独裁统治，人民的自由、人权仍然遭到践踏，而“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在形形色色的救国方案的新探求中，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派别之一，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前途提出了新的去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一股新思潮，对国人有一定的启发作用。青年学生朱谦之回忆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时说道：“1917年，我进北大预科读书时，在北大图书馆里，陈列着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在那个时候，所谓新思想，就是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揭发社会的黑暗，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注：《朱谦之的回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7页。）无政府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国内的时间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要早，很多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是先从它那里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步启蒙，后来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如毛泽东就曾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过：“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途。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8页。）恽代英、陈延年、吴玉章等都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
    由于师复主义者初步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鼓舞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热情，它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开路的功劳。刘思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作了具体的介绍，对于当时流行的江亢虎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刘思复也作了分析，指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产业国有”不过是把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误认为社会主义，而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更大背乎社会主义原则，对于生产机关公有问题不敢置一辞，维护地主资本家的私有制，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分析对于当时对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的广大人民来说，有启蒙作用。
    他们把欧洲的新思潮引入了中国，向国人介绍了欧洲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并预料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将很快在全世界实现。鼓舞了中国人民去学习和追赶世界前进步伐。他们说：“试观欧洲无政府主义之出世，不过60余年，党人从事运动传播者，不过40余年耳。然今日欧洲各国已异常发达，近十年间，其进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势。……万国革命之实行，且将不远。尤可喜者，欧洲社会，除资本家外，即是工人。今日之工党，脑中皆已深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义理，观近年工党之活动，即为无政府实行之朕兆。……呜呼，欧洲战云，弥漫天地，以亿兆人之生命，为彼富贵者之牺牲，政府之罪恶，至是而完全揭露矣！战事完结之日，即为宣布政府资本家死刑之日。无政府风潮，必将汹涌而起。愿吾东亚平民，急从好梦中醒觉，奋步疾追，幸勿瞠乎落后也。”（注：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6页。）虽然他们所描绘的前景过于乐观，后来也并没有出现，但对于世界潮流的认同，对于国人开拓眼界、跟上欧洲前进步伐，应有积极的作用。
    在20世纪初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的爱国志士们纷纷向西洋、东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们走了不少弯路，碰了不少钉子，经历了不少艰辛，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作为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认识，对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阐明，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宣传，都为中国人最终找到真理铺垫了基础，其积极探索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师复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前便率先提出和实行破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封建婚姻，提高公民素质等思想革命的任务，开了破旧立新的先声。
    师复主义者在宣传他们的主义时，往往会遇到这样的质疑：今日人类之道德不齐，一旦无政府，必有种种纷扰，会出现逃避劳动和任意夺取需要品的现象，如何克服呢？也即是说，无政府制度下的人民，一定要有起码的适合这个社会的道德才行。刘思复认为，“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非由外烁。但使社会改善，生活之状态日趋于适，此种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发展。”（注：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6页。）不过，从当时社会的道德沦落的情况看，不改变自私、欺诈、奴性、漠视妇女、迷信宗教等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无政府社会实现的可能性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以，师复主义者写了不少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文章，对旧道德之违背自由平等之公理、新道德之合于人性与科学多所阐明，并提出要进行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以帮助人道进化的任务。
    刘思复在1912-1914年写了一批这样的文章，如《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废婚姻主义》、《废家族主义》、《素食主义浅说》、《告妇人》等。另外，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写了《素食与道德》、《欧战后之女权》、《婚姻与恋爱》、《女子自由问题的研究》等篇章，这些文章对人类道德问题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意见。刘思复激烈地主张废绝婚姻制度，提倡恋爱自由，用废婚主义唤起一般女子自觉心，急谋养成独立生活之能力以恢复其本来之人格。刘思复认为，“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一最黑暗之监狱耳。此监狱由婚姻为墙基，族姓为砖石，而纲常名教则为之泥土，粘合而成一森严牢固之大狱。家长其牢头，多数可怜的青年男女其囚徒也。……欲破此大狱，其惟婚姻革命乎，族姓革命乎！而助此二者之实行，则纲常名教的革命也。”刘思复认为，去迷信与去强权，是革命的要点。迷信与宗教为一流，与彼相反者，则科学之真理。他大声呼唤平等和科学，成为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先路之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