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白，有著名诗篇《长干行》，写的是一位妙龄的少妇，对“远行”丈夫真挚的恩爱情义。她发誓在得到丈夫归来的家书后，一定从家住的“长干里”（今年苏南京市秦淮河南），跑到七百里外的“长风沙”（今属安徽安庆市）去迎接他。而两人这种深情厚爱，又源自于：
    1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1]
    正是这“青梅竹马”的美好境界，使无数男女倾倒，也正是此诗的深厚情谊，促使笔者对“竹马”民俗事象进行探索。
    一、文献中最早记录“竹马”的是《后汉书》，而作为一种民俗，“竹马”的源头还要久远
    “竹马”成语，起于李白《长干行》诗，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这并不是说“竹马”风俗就是从唐帝国开始，这一论点，也得到大部分学者认同。不过，究竟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历史文献上对“竹马”一俗的最早记载，是《后汉书》的《郭伋传》。
    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他既是拥有治乱安邦本领的高质吏，又是能替老百姓办实事的正气官。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郭伋应诏做了边远的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牧。当他行入并州辖区内，就遇上数百儿童逢迎道路的盛况。《后汉书》上是这样记载：
    “（郭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郭）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郭）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郭）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当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郭）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2]（P1091-1093）
    文献正史，是社会真实现象的记录。有后汉时期的“竹马”风俗的盛行，也才会有欢迎郭使君的“竹马”队伍。《后汉书》是第一次记录“竹马”的正史，但绝不能说后汉（即东汉）是“竹马”风俗的起源。
    据农业史家考证，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发现了马，随之利用了马。这可以从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崖画图像中得到证实。骑马，是成年人的行为，虽有儿童为之，但不普遍。因此，“骑马”在孩子们眼里，就成了一种荣耀，一种羡慕，进而模仿，也就产生了“骑竹马”。应该说，儿童的“骑竹马”，产生于成人的“骑马”之后。至于具体产生于哪个年代，由于资料的缺乏，难以确定。但是，把它的起源定在新石器晚期到西汉这一范围内，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
    有关“竹马”起源于何地的问题，《后汉书》的《郭伋传》里资料，似乎已向人们指明了方向。数百童儿“各骑竹马”迎拜郭使君的并州美稷县，即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部。“内蒙古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素以善骑而著称。马既是草原上主要交通工具，也为战争所不可缺少。儿童模仿成人，以竹代马，奔跑嬉戏”，遂成风俗。[ 3]（P555-556）换句话说，“竹马”风俗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 而不是中原以汉族为中心的农业民族。
    二、东汉以后，“竹马”正式成为儿童的游戏方式加以提倡。同时，融入不少的人情、政治色彩
    东汉的并州美稷县儿童骑竹马集体迎奉郭使君的故事，被录入正史后，此法得到文人的效仿。东汉之后的文献，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对“竹马”都给予了关注，出现了不少有关“竹马”事象的记载。
    《后汉书》“陶谦传”，留有对著名人物陶谦的“竹马”行为记述：
    “（陶）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仓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与语，甚悦，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儿遨戏无度，于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长大必成。’遂与之。” [2]（P2366）
    从记述中可知，十四岁儿童乘竹马，即被视为“不羁”行为，而陶谦的“竹马而戏”，竟能使“邑中儿童随之”。任过苍梧太守的甘公，又能从此中预测出陶谦日后的军事才能，进而纳之为婿。后来的陶谦，果真被授以徐州刺史、徐州牧大任，并屡建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