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以前，林聪明先生开始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即约我写一本《敦煌地理文书导论》，因为那时我正在校理敦煌出土的地理志书和行纪类写本。我校敦煌地理文书，原本只是作为研究敦煌写本的基本功，所以不能专心致志。待文书校订一过后，已经有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等陆续出版，而李正宇和李并成两位先生在实地考查的基础上，对敦煌方志所记山川、河渠、建置、道路等均有详细的考证，远非在北京的我所能及。因此，林先生的约稿迟迟未就。八月间，林先生过京，又约为他主编的《敦煌丛刊二集》写稿，盛意可感，遂相商废弃旧约，另制新篇。
    我历年所撰敦煌学文字，除已结集的《归义军史研究》和《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外，倒是大多数“纯”是属于敦煌学的范围，有论文、有回顾和展望、有书评、还有个别学习敦煌学大家的心得体会，因略加整理，编成是集。本集所收敦煌学论文、书评等，内容大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敦煌学的学术史问题，一是敦煌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所探讨的材料，基本上是出土于鸣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经洞，故此题作《鸣沙集》，而以“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为副题。
    然而，本书并非系统地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问题，只是就敦煌学的某些方面有所总结，并以书评的形式探讨了一些敦煌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迄今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具有权威批评性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出版，也没有系统的敦煌学方法论的著作问世，但面对着突飞猛进、玉石混淆的敦煌学的过盛期，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形式的文章，大到一篇专论，小到一个脚注，来表彰先进，黜退陈腐，使敦煌学健康地发展。
    敦煌学本来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所以利用敦煌资料来研究宗教、语言、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等方面的学者，当然要遵守所属学科的学术规范。同时，敦煌学又有其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也有一些处理敦煌写本和洞窟材料的专门方法，这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尚有待系统的讨论。遵守学术规范，首先是要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最简单的作法是要表出你所处理的问题或资料的前人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表明你本人的研究是在哪些方面超过了前人。换句话说，表彰别人的成就，是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从目前的敦煌学界所发表的大量成品来看，也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存在着大量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作品，相信陆续发表的书评和将来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对此会做出毫不留情的批评。具体的学术规范问题，也即具体的方法论问题，诸如史料的校订，引文的出处，甚至论著的出版年份、卷期、页数等，对于敦煌学研究的进步来讲也不容忽视。在这方面，敦煌学的确有其本身的特性。比如，利用敦煌文献所做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原本，但大多数有学术价值的写本存在国外，能亲睹原卷的人毕竟有限。这样就使得原本上的朱笔淡划常常被忽略，但根据原卷对这些外观加以详细描述的法国和英国编纂的目录，却很少见到人们加以利用。其次是图版，在近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刊出《英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的《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等清晰图版前，人们多用缩微胶卷或《敦煌宝藏》，但仍有不少更为清楚的照片在这些方便得到的合集以外，如早年书刊上发表的照片，又如王重民先生摄回而存于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照片，还是值得加以利用的宝藏。最大的问题是录文，因为敦煌学界没有象历史学界那样拥有标点本二十四史，有不少写本都是在最近的年代里才被学者随同研究论著一起抄录发表，各人的录文质量水准相差虽然不大，但有些极为关键的字词是衡量录文好坏的准绳。现在有的研究者只图省事，所引写本往往只注编号，似乎都是他一人从原卷录出，其实不然。合理的做法是应当注出录文的根据和自己的重要更正，注明出处就如同引用二十四史的标点本一样，并不损害一篇论文的价值。
    敦煌学界在学术史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是有些研究者在没有就所研究的问题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时候，就急于写文章。有的则是明知故犯，把别人的成果偷梁换柱式地变成自己的“成就”。从另一方面来讲，迄今的敦煌学研究成果里面，基础工作很不够，如研究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外语的限制，没有重编更为详尽的世界各地所藏的敦煌写本目录，特别是带有每个写本研究成果索引的写本目录尚未出现，研究者本人若不勤于积累，则自己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不完美的。
    上述有关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想法，贯穿于本书各篇文章当中。希望本书能够在敦煌学向更严格的学术天地里迈进时，助上一臂之力。
    本书所收文章，除个别文字订正外，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因为有些关于学术史的评论自有其时间性。一些篇章附载了新拍或新补的图版资料，为此向提供照片资料的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表示感谢。向为本书编辑出版提供帮助的林聪明先生、郑阿财先生、郝春文先生表示感谢，还应当特别感谢林悟殊先生、邓文宽先生、赵声良先生允许我把合撰的文章收入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