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1924年12月生于河南省夏邑县。受家乡悠久的文化熏陶，先生自幼即得到系统的历史启蒙教育；青年时代则酷爱文学，喜读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青少年时期扎实的文史功底，奠定了他日后立说严谨而又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格的基础。
    1945年12月，先生入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史地系学习，1947年被选拔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师从胡华，其间与之合著《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于力作序，冀中新华书店，1947）；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又师从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并参与了范著《中国近代史》的修订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1949年2月，先生开始担任华北大学中国革命史助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立后继续任教至今，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是政治学理论（原为中外政治思想）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并曾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研究所评聘为教授、荣誉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顾问教授、荣誉研究员等；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职。
    先生治学，受范老影响极深，常以范老“二冷”（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可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精神自勉并以此教导门下弟子。不仅如此，他还把“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终身奉行。观其治学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学者坚持不懈跋涉、攀登的奋进足迹。
    “板凳须坐十年冷”
    1984年12月，彭明教授被聘为河南大学名誉教授并在该校讲学；临别之际，赋诗一首与桑梓子弟共勉：
    六十未忘桑梓行，中原子弟喜相迎。
    惶受高誉才学浅，愧负重托人言轻。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临行依依千万语，苦学方能见真功。
    板凳须坐十年冷，苦学方能见真功，这可以说是先生一生治学的心得体会与真实写照。
    坐冷板凳并非是死读书。它和前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的。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所以成就《史记》那样伟大的著作，固然和他掌握了“石室金匮之书”分不开，但也和他进行实地考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密切相关；后者补充了前者之不足，解答了前者的疑问，因而才能使“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板凳集·序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这一认识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就是先生非常重视而且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来做史料的搜集工作。他认为，搞历史的同志既然要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探讨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对史料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过程中，先生每读到相关文献时，总是尽可能地到发生这些事件的地方去走访。他曾不止一次地走访过《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故居，北京大学当时各科的旧址，毛泽东两次来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杨昌济寓所、三眼井，东交民巷，赵家楼胡同，新世界游艺场，陶然亭慈悲庵等；也不止一次地按照1919年5月4日游行的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研究有关山东的问题时，他亲自到青岛考察历史沿革和地形外貌，并请教了研究青岛史的专家。先生还走访过当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或目击者，包括当时北京大学的工友、赵家楼胡同的居民、陈独秀故居的房东，以及高一涵、许德珩、杨晦、罗章龙、张申府、刘清扬等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力图将几十年前发生的真实情况，再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来，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所不具有的新鲜的材料和情况，而且纠正了书本或传闻上的一些谬误。
    坐冷板凳，而且要下决心坐上十年，就要求研究工作持之以恒。功夫下到家，自然会有成果。先生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共约50余万言，却是历经36载风雨沧桑而成。1946年，还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时，先生就开始了积累五四运动史资料的工作；1956年方着手进行初步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并将这些成果写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中；从1961年开始拟定提纲，集中研究，到1966年有了将近30万字的初稿；“文革”时期，先生在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期间，这部书稿始终带在身边，在打石头、锯木头、做馒头之余还不间断地翻阅和修改；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在继续研究的基础上，编成了《五四运动论文集》和《五四运动在北京》两书，分别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在全国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会上，他做了《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并在一些国家级刊物上连续发表《从五四运动看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国现代史上的启蒙运动》、《红楼星火》等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此后，他为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再搏五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笔耕墨耘，终于在1984年五四运动65周年前夕，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50余万字的巨著《五四运动史》。由于严格按照第一手材料写成，此书一出版就广受好评，学术界纷纷发表文章进行介绍和评论：“有关的结论是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的，因而也就显得比较地有说服力”；“当你打开这部著作以后，你自然地会被它所展示的宏伟的历史场景所深深地吸引，从而产生出通读全书的愿望”；“彭明教授撰写的《五四运动史》的出版，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收获。从1946年开始搜集资料，到1983年最终脱稿，作者为本书前后付出了36年的辛劳。这不是匆匆草就的作品，而是以严肃的态度写成的科学著作”；“《五四运动史》是中国现代史方面的一部优秀著作。对于广大群众，尤其是干部和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他们可以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部生动的教材；对于专业工作者和广大大、中、小学教师来说，这是他们进行现代史、革命史教学和研究的一部有价值的参考读物。”（沙健孙：《评彭明的〈五四运动史〉》，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国家领导人王震读完此书，曾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希望他向全社会推荐此书。胡乔木亦曾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介绍此书，希望在写党史时注意参考。此后，《五四运动史》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并于1998年12月再版。这部力作的孕育、诞生与成功，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丰硕的果实是属于辛勤的劳动者的。
    坐冷板凳，要求有耐心下艰苦细致的功夫，其实也包含着严谨治学的精神。先生指出，历史研究是要为后人负责的，文史资料工作尤其要讲究治学严谨；我们只有真正把一些史实搞清楚了，才能把有价值的史料传之后代，后世人民才会承认、尊重、赞扬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认真，搞错了一件事，就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文史资料工作要讲求治学严谨》，《板凳集》）对于自己著作中所引用的辞条、注释、史料等，先生都要仔细核对其出处，看其是否有据可查；引用别人的观点、意见等，一定要查对原文的完整意思，确保无误；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论点，所进行的求证，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再三斟酌，反复推敲，广泛征集他人包括门下弟子的意见；指导学生论文写作时，更是从选题抓起，严把质量关，宁缺勿滥。这种严谨的态度也反映在他对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入学考试前，先生对前来联系的考生一律要求提交发表的论文目录并附上代表作，还尽可能地参加应届考生的学位论文答辩；除了要求考生必须有相应的学历和相当的考试成绩，还要求他们必须有一定水平的科研成果，坚持“博士生在入学时就应是半个博士”的原则。博士生入学后，除了必须完成培养计划，还定期两周会面一次，师生互相交流，探讨学习进度、学界动态，解疑答问，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博导经验杂谈》，《板凳集》）正是在先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门下弟子大都练出了坐冷板凳的硬功夫，能够严格自律、刻苦钻研，扎扎实实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