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力、策略、真相
    1869年的一纸分单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配置和策略的展布。一方面，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和村内教民力量的发展相结合。获得建堂的地基将使传教士拥有一个过往的居所和扩大影响的根据地；而如建起教堂，不仅一些贫穷的教民可搬入居住，本村教民的日常宗教活动也不必再到外村教堂去进行--教民在村内将获得一个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国家的控制意志和乡绅主导的传统村落秩序也悄悄合作。官方希望借助与绅士支配的村落的默契回应外来的冲突与渗透，绅士希图借助国家的力量控制村落内部教民的发展，维持住自己对村落的支配。
    1881年和1869年韩令的两次断讼最值得重温。
    1881年韩令的第二次判决与他的第一判的区别可以说是依据不同的“事实”，做出了不同的断判。
    首先，历次判决都没有提到教民献地或卖地于传教士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因在于国家对此问题的控制意志早已在分单中体现了。分单上并未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依官方的逻辑，产权最终也“不至落入外人之手”。所以1873年韩令的判断并非以庙基为教会持有绝对所有权的地产，交纳钱粮是使用土地、享有收益而应履行的理所当然的义务。
    排除这一层问题，韩的“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且将阎立业等人“责压示罚”的断处，可以说是依据一种纯粹的司法理性进行的。韩的断案逻辑是两造明立的分单应当遵守。既然分单内写明圣教会分得的宅地是准备建天主堂用的，那么教民方面当然有对这块地基拆庙建堂的使用权。也因此，阎立业等索地建阁为“追悔混控”，依法当罚。
    但1881年韩的第二次判决“断令民教仍归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则依据的是另一种的理性。现在的新“事实”是民教双方的“趋向殊途，不免龃龉”。1881年，梨园屯已经从战后的疲敝衰颓中苏醒过来--凝聚村落共同体的重要仪式活动玉皇神会恢复举行。迎神赛会中，冲扰教堂的人们宣称教堂不过暂行借用，俟来日重塑玉皇像还要放回原庙处供奉--这表明了村民一方共同体意识的高涨。而教会一方毫不示弱，顾立爵在直接致函韩令，要求查办的同时，通过法使直接向总理衙门提及此事。对韩令来说，与地方秩序安定这一“大体”紧密相关的民教纷争的“事实”，要比依据分单，只要梨园屯教民群体存在，圣教会就对庙基有建堂的使用权这一孤立的法律“事实”更重要。
    所以，教堂地基“暂行借用”的断判是附属于民教和好的断令的。对左保元和阎东付的“分别薄责示罚”是为了让村民一方“不可好事”，让教民一方“不可恃教”。但这里，治理的理性隐藏在司法理性的背后，也促生了新的“法律事实”。与其说村民一方索地建阁的要求是基于当时当地对分单的“活契”或“典”的“地方性知识”，不如说这种“地方性知识”是在冲突的背景下被官方代表的公共权力及其治理理性所“发现”的。
    结语
    在研究档案和口述记录时，我们原本希望借助日常生活之光进入历史当事人的本来世界，去倾听他们的第一次诉说。
    但我们最终发现，日常生活本身并不是光源，真正的光生自日常生活与历史的遭遇，生自生命与权力之间的碰撞。这遭遇和碰撞之中产生的记忆残片不是别的，它们不是权力所说的，就是权力促使人们说的。除了这些话语的可理解部分和不可理解部分之外，我们听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事实已经是话语的事实，话语已经是权力的话语。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是去捕捉那些“事件”。而事件的“真相”不是别的，它是生活穿越不同的空间时留下的权力烙印。
    但问题是，事件系列所展现的真相并非“大事件因果”逻辑可穷尽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常人的时间以命运的形式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些东西。这些微小的东西无疑是义和团运动这一大历史的边陲，但庙堂纪念的旷野也许更能让我们见到新的记忆之光--我们至少知道，村庄在诉说什么样的历史，是谁在使它说话。
    【参考文献】
    1山东大学历史系：《义和团调查记录手稿》，1960-1988。
    2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
    3李纲巳，《教务纪略》，南洋官报局印，光绪乙巳三月。《教务教案档》，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
    4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75。
    5吕浦、张振鹃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6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神州国光社，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