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与最初时期的国家并非绝对矛盾，并非一切国家都必须建立在氏族的废墟之上。在氏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出国家的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所决定的。在古代诸民族中，由于一个城市里同时居住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财产权则局限于单纯的占有〔Possessio〕， 而且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扩展到地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页，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上册第14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他们所说的“部落所有制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在中国上古时代是常见的现象，所谓“家国同构”，在上古时代，实即氏族与国家同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强调东方没有土地私人所有制的问题，我们从“氏族与国家同构”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似乎更可以体会到古代中国社会的实质：土地只属于氏族--亦即国家--所有，而个人只是在作为氏族一分子的情况下才有占有部分土地的资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注：《诗经·北山》），“王土”、“王臣”即氏族之土、氏族之臣（即氏族成员）。总之，我们可以肯定，马克思所说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结合到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情况，可以说就是氏族封建制。
    氏族封建制之下的土地制度从甲骨文的“田”字形体看，应当是有一定区划的方块田，相传箕子到朝鲜曾将田制亦带去，所以古代朝鲜有“箕田”，其田制状况是：“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其尖斜欹侧不能成方处，或一二田，或二三田，随其地势而为之，此则乡人传为余田。”（注：见朝鲜古代学者韩百谦所著《箕田考》，转引自徐喜辰《商殷奴隶制特征的探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2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这种箕田，盖为殷礼之失而可求诸野者。殷墟卜辞所载“垦田”、“藉田”等，就是氏族成员对于这种方块田的开垦与耕作。集中成片的方块田，可能是殷商王朝或贵族的“公田”，孟子说“殷人七十而助……，惟助为有公田。”，可见他确凿地认定殷代有公田，与此相对应，殷商时代自然也就有公田与私田的区别。而小块的零星田地，即所谓“余田”者，可能分配给氏族成员自己耕种，拥有小块田地的氏族成员应当就是卜辞所载的“众”或“众人”，亦即文献所载的殷商时代的“小民”。马克思说：“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了由许多小块土地组成的并带有土垅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业已消失的农村公社的地产。”（注：马克思《答维拉·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见《史学译丛》1955年第3期第 24页。）
    那么，氏族封建制和原始氏族所有制有什么区别呢？
    愚意以为，这个区别可能在于劳动者对于劳动条件的部分占有权的确立。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古代所有制形式下的劳动者：“公社成员的身分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每一个单个的个人又是私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6 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然而，必须注意，“独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马克思提出这一命题后指出，把土地作为财产须有一个前提，即“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单独的个人必须“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3-4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按照马克思的区分，这种“以公社成员身分为媒介的所有制”可以表现为“公有制”、“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个人所有制的补充”三种形式。马克思多次强调氏族成员个人只是作为氏族的一个分子来拥有土地的，“作为共同体的一个天然的成员，他在公共财产中有自己的一部分，并有特殊的一份为自己占有”“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要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媒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 488-48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氏族公有制下面的部分的氏族成员的私有，这在原始部落所有制下是不存在的，而在氏族封建制之下则是必然的因素。我们还应当讨论一下氏族封建制与专制主义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说：“那些家庭公社是奠基在家庭工业上，在手织业、手纺业和用手进行的农业底特殊结合上，这种结合使它们都能够自给自足。……这些淳朴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底坚固基础。”（注：《马克思论印度》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恩格斯说：“古代的公社，在其继续存在的地方，于数千年中，曾经是最残暴的国家形式（东方君主统治）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都如此。只在公社崩溃的地方，人民才以自身的力量，沿着发展的道路前进。”（注：《反杜林论》18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马克思说：“这种自足的共同体，是不断以同一的形态再生产；如偶然被破坏，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树立起来。它的简单生产有机体，给了我们一个解决这样一个秘谜的钥匙：为什么亚细亚诸国不绝解散，不绝重建，王朝也不绝变更，但与此相反，亚细亚的社会却是没有变化。社会的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是依照旧样。（注：《资本论》第1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种“东方专制制度”应当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家庭尚只是氏族的一个细胞的时候，在社会上起作用的只是氏族，国家与家庭之间还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在这个时候，“专制”尚不能出现，因为它不能建筑在天然民主的氏族的基础之上。在第二阶段，氏族瓦解了，家庭成为像口袋里面的马铃薯一样的社会细胞，这时候，它才成为专制制度的“坚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即“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所谓的“共同体”应当就是部落和部落联盟。在中国上古时代正是由于氏族的长期存在，所以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不可能出现专制主义，而只能是较为“民主”的政治形式。
    按照我的看法，我国夏商时代正是氏族封建制形成的时期（注：我曾有两篇小文专论于此：《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周代社会性质研究》，分别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第3期和1999年第1期，烦请参阅，故而在此不再罗列史料进行讨论。），而到了周代，由于社会形势的需要，氏族制则进入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宗法封建制。宗法封建制与氏族封建制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而只是后者巩固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