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以及政策的组合毕竟是要受到制度的制约，它仅是对制度进行某种形式的修补，而无法替代制度本身的变革。不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的经济制度，而单凭“合理”政策，希求铁路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只是一个幻想。依靠政策调整的累积而达至经济变革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并依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共识。保路运动告诉我们：政策累进往往仅适用于社会变革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反之，在那些面临严峻社会挑战与承受巨大变革压力的情况下，除非得到强大的外力支持，否则是难以取得实绩的。
    渐进主义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渐进与激进是社会变革领域中的两种基本方式，是诸种社会力量斗争与妥协的结果，而非可以任人选择的。在复杂多变、动荡激越的历史潮流中，诸种社会力量之间此消彼长，决定一时之势，当属正常。进入本世纪来，中国社会围绕两种方式始终存在着斗争。
    晚清政府迫于时势，因应时变，奉行渐进主义道路，这只不过是在维系皇朝命脉与对抗世纪性历史潮流之间的渐变与渐不变，名变与实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的一种平衡术而已。渐进主义模式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强权下的一种“社会生存方式”，而非一种“社会发展与变革方式”。
    然而，不愿意接受中国社会发展艰难曲折的历史命运者，盲目地迷信权威，害怕激烈的社会变革，由之而断言渐进主义的历史优越性和激进主义的历史祸患性，逢激进主义必毁之，遇渐进主义必颂之，这难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对历史期许过甚，难免失望与困惑。
    责任编辑注：萧功秦着《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见本专题1997年第三期。
    注释：
    （1）参见《中国近代铁路资料》第三册，第926页。
    （2）其中，尤以铁路建设所引发的金融弊案为最。如川汉商办铁路公司之挪用200万元案，施典章挪用四川铁路公司350万两投机股票案。参见《东方杂志》第7期“上海金融危机”。
    （3）参见《中国铁路史（1876-1949）》，李占才主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4）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宓汝成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36页。
    （5）根据1909年的资政院章程，资政院有权讨论诸如全国的预算与收支决算、有关税制和公债的发行事项、修订或废除法律等等。
    （6）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页。
    （7）参见《光绪朝东华录》。
    （8）参见《宣统政纪》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