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说出世部（Lokottaravadin）即为大众部（Mahasanghika）的一个支派。该派认为：“世间法但有假名，都无实体。”唯有“出世之法”才是真实的。
    巴米扬艺术家颇受说出世部的影响，他们制作巨形佛像以产生佛的面貌难为一般人理解的效果，这就适应了该派所认为的“世界之法，为自颠倒惑业而生之果，悉是假名”的思想。
    尽管玄奘已记载巴米扬为小乘佛教，尤其是说出世部的一个中心，实际上它同时也是大乘信仰的一个据点，现存的艺术品即可证实这一点。学界已注意到，卡克热克的石窟有一些很有趣的壁画（现已移入喀布尔博物馆），其中之一为曼陀罗（Mandala），中心有毗卢遮那（Vairocana）佛，四周为小佛。曼陀罗在卡克热克壁画中的出现似乎支持了爱德华·昆泽（Edward Conze）所谓金刚乘（Vajrayana）佛教源自犍陀罗地区的观点。（12）卡克热克所见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曼陀罗范例。
    这里，须顺便提一下巴米扬西120公里、喀布尔北117公里处的冯度斯坦（Fonduskistan）大佛寺（7世纪）。
    冯度斯坦的壁画，如同巴米扬的一样，既受印度、又受伊朗艺术表现方法的影响。（13）喀布尔博物馆藏品中的冯度斯坦观音菩萨（或为弥勒菩萨）之线条可与阿旃陀石窟1号洞的莲手菩萨（Bodhisattva Padmapani）相媲美。该塑像的上身，亦即胸部有着犍陀罗传统的男性特征。冯度斯坦作与愿印（Varada mudra）的菩萨纯粹就是犍陀罗式造型与笈多式高雅的结合。
    巴米扬艺术风格与题材传到了中亚与中国。云冈石窟的巨形佛像似乎即受到了巴米扬艺术与建筑风格的启发。（14）很可能，如同巴米扬一样，云冈也是说出世部的一个据点。巴米扬、中亚和敦煌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是这些地区太阳崇拜的流行。
    “巴米扬120英尺大佛龛的下部为一乘四轮轻便马车的太阳神巨型壁画。”（15）这里似应注意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太阳神与月亮神，还有冯度斯坦佛寺中所见的太阳与月亮。太阳形象亦可见于塔克拉玛干北缘丝路北道库木图喇附近的明屋（Ming-oi）。（16）敦煌石窟288窟（17）绘有太阳与月亮的四轮马车。从这些例子可清楚地看出中亚人民中广泛流传的对日神、月神的崇拜。（18）
    巴米扬日神像为圆面，衣着方式与秣菟罗所出迦腻色迦像近似，这种类似性引导一些学者将日象与王室联系了起来。（19）佛有时也被称作“Arkabandhu”，以表明他属于太阳（即the Suryavamsa）之后代--甘庶王家族（Ikshvaku family）之一支--刹帝利皇室这一事实。
    克林凯特（Klimkeit）教授持巴米扬有一圣地与王室有交这一观点，理由是有一铺壁画上国王与王后戴着上有日天、月天象征的王冠。
    吐鲁番
    如前所述，吐鲁番是丝路北道上的一处交通咽喉，地处塔克拉玛干西北缘。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丝路北道变得生机勃勃，所以吐鲁番地区的安全也就深为中原王朝所关心，以免遭到游牧民的袭击。公元前73～49年间，中原王朝首次征服了吐鲁番，继之，包括莎车在内的其它地区也并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保证了商业交流的顺利进行。
    在吐蕃所占领的那一短暂时期之后，约在8、9世纪间，吐鲁番受到了回鹘政治势力的统治。回鹘对吐鲁番的统治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3世纪沦陷于蒙古。“宋朝使臣王延德于982年访问了回鹘王国，对吐鲁番的兴盛、佛教的发达、波斯摩尼教师的存在及回鹘文化都做了有趣的记载。”（20）大规模的艺术活动在9～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相当兴盛。
    吐鲁番地区的考古发现含有各种遗物，诸如壁画残片、纸画、绢画、佛教陶塑、刺绣及回鹘文、吐蕃文、汉文和摩尼教徒所用的变体叙利亚文写本残片。
    如上所述，各种宗教，诸如除佛教之外的摩尼教、景教、教都在吐鲁番找到了合适的土壤。（21）尽管回鹘王室崇信摩尼教，但对其它宗教也持宽容态度，佛教在吐鲁番的地位并未因其它宗教的存在而有所动摇。
    在早期的吐鲁番壁画中，最显著的因素有两个，一者伊朗，一者中国，当然印度因素并非全然无存。伊朗因素在摩尼教壁画和德国学者于高昌发现的细密画中占有优势地位。还有一些壁画残片是属于景教团体的，这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叙利亚和西方艺术因素。（22）至于中原对吐鲁番壁画的影响，那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柏孜柯里克的壁画。
    德国对吐鲁番的考察以其发现摩尼教壁画及典籍而特别令人难忘。（23）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约于公元215或216年出生于波斯所辖巴比伦省的塞斯风（Ctesiphon）附近。受其父思想的感染，摩尼开始了其宗教生活。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富有感召力的教师，因为他有着纯粹的波斯血统，所以他所传播的宗教也自然有着波斯的传统，亦即光明与黑暗互相斗争的二元论思想。（24）
    摩尼教是一种严格的禁欲主义宗教，禁止所有的性行为，禁食酒肉，禁止享有任何财富和贵重物品。为了传播他的宗教，摩尼踏遍了有可能包括印度和中亚在内的一个又一个地方。据信，他与佛教徒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解释了摩尼教与佛教间的在多种因素上的契合。除了他做为摩尼师的神秘特点外，摩尼也颇具审美意识，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和音乐家。传说与文献资料都称摩尼在壁画和细密画上都很有造诣。哈拉和卓附近的高昌故城所出的摩尼教的写本在其它地方都未曾发现。这些写本书以优美的书法，饰有鲜花和绿叶。（25）也有一些摩尼教写本是用叙利亚文和粟特文字母写成的。
    柏林所藏哈拉和卓摩尼教写本尚待甄别，笔者已识别出一份摩尼教细密画残片，（26）其画中人物为印度教诸神，如梵天（Brabma）、毗湿纽（Vishnu）、湿婆（Siva）及讹尼沙（Ganesa）。尽管这些画像的真实内容尚不敢确定，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摩尼教已经吸收了包括印度教在内的各种因素。如所周知，摩尼到过印度，他的教会组织也是以佛教为模型的。很有可能，他熟悉印度教思想，所以在摩尼教寺庙中也可以看到印度教神祗。勒柯克（A.von Le Coq）在高昌故城发现了一个绘有摩尼及其信徒的壁画残片。（27）
    德国探险队在哈拉和卓附近的高昌故城中发现有非常有趣的景教壁画，与吐鲁番或中亚所出其它类型的壁画迥然不同。聂斯托利（Nestorian）否认基督同时可以是神也可以是人的说法，为此，他被送上了以弗所（Ephesus）宗教法庭。他的很多信徒逃往萨珊（即今伊朗），又从那里流亡中亚和中国。公元638年于长安建立了第一座景教寺院。大量的景教写本和遗物出土于塔里木盆地的不少地方和敦煌的藏经洞中。（28）
    在高昌出土的景教壁画残片中，有一幅描述的是宗枝节（Paem Sunday），（29）已由勒柯克鉴定出来。关于景教绘画，可以观察到的是它们表现出一种空间感，不象大多摩尼教壁画那样表现得拥挤不堪。在像与像之间留有空间，以显示每个人的个体。在壁画左端的牧师是叙利亚人或拜占庭人（Byzantanian），而朝拜者们却似乎为蒙古利亚人（Mongoloids）。
    在德国的收集品中，有相当多的纸和其它材料的绘画，表现出各种风格都在吐鲁番绿洲时髦过，我们可以参考的例子也仅有这些。例证之一亦即高昌故城所出的一幅壁画，绘有三个女摩尼教徒，她们的黑发垂落到背部和肩膀，卷发垂于耳鬓。（30）这种发型与丹丹乌里克所出还愿木板上的“丝绸公主”相仿佛。耳鬓的垂发尤同于米兰所出的一些人像。在塔里木盆地，最早的壁画发现于米兰。米兰的造像艺术对中亚乃至敦煌的艺术有着既深且巨的影响。相似的例子也可见于敦煌的一个散花飞天。（31）吐鲁番与敦煌间艺术风格的相似性毋需惊奇，因为这两个地方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中原的统治和文化影响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