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宣宗 刘遵礼 宣徽库家→宣徽供奉官→
    宣徽北院使→宣徽南院使 《全唐文》卷七四七
    宣宗大中三年李文端宣徽含光副使《隋唐石刻拾遗》
    宣宗大中五年仇从广宣徽使 《文苑英华》卷九三二
    宣宗大中七年严委寔
    宣徽北院副使 《新唐书》卷二○七
    宣宗大中十三年 王居方宣徽南院使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大中十三年 齐元简宣徽北院使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杨公庆宣徽使 《资治通鉴》卷二五○
    懿宗杨复恭宣徽使 《旧唐书》卷一八四
    刘重允宣徽库家《金石萃编》卷一一七
    僖宗广明元年李顺融宣徽使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
    昭宗景福二年吴承泌宣徽北院使 《金石萃编》卷一一八
    昭宗乾宁三年元公讯宣徽使 《资治通鉴》卷二六○
    昭宗天复二年仇承坦宣徽南院使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三、宣徽使与中晚唐政治
    宣徽使作为宦官集团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唐后期宦官专权局面形成并日益严重化的过程中，以其特殊的地位，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宣徽使纵容下属为所欲为，严重败坏了唐后期的社会风气，助长了中晚唐腐败丑恶现象的滋生。
    宣徽使管理着庞大的北司宦官诸司机构的运转，在其庇护下，宣徽院机构狐假虎威，干出了许多残害人民的罪恶勾当。就拿宣徽院所管的五坊而言，“宣徽院五坊小使，每岁秋按鹰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先是贞元末，此辈暴横尤甚，乃至张网罗于民家门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于卖酒食家，肆情饮啖。将去，留蛇一箧，诫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赂而谢之，方肯携蛇箧而去。”（39）为什么宣徽五坊小使竟敢如此猖狂欺压人民，原因就在于有宣徽使为他们撑腰，而宣徽使又有封建皇帝做他们的保护伞，所谓官官相护，同类相惜，在宦官集团里表现的最为明显。唐宪宗为一代中兴明主，但他对宦官宣徽使集团照样予以袒护，元和年间，“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阅鹰狗，所过桡官司，厚得饷谢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为礼，因构寰出丑言。”（40）“及上闻，宪宗怒，促令慑寰下狱，欲以大不敬论。”（41）在封建社会里，“大不敬”属于“十恶不赦”之列，是要问死罪的。一个嫉恶如仇的正直官僚，就因为冒犯了宦官宣徽五坊小使，就令皇帝如此震怒，而被扣上“大不敬”的罪名，真是对封建政治法律制度的一个嘲笑。
    第二，宣徽使凭借其密迩宫禁的独特地位，积极参予唐后期的宫廷密谋，对唐后期的宫廷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晚唐宫廷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宫廷政变不断，皇帝废立多操纵在宦官手中。在这一系列的宫廷巨变中，作为近臣的宣徽使积极插手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唐中期宣徽使参予宫廷政变的情况不甚明了，但并不说明宣徽使在其中无足轻重。事实上，宣徽使对于宫禁密谋所施加的影响，时有蛛丝马迹显露出来。敬宗之死，是唐后期宫廷政变之谜，其原因主要是这位少年天子荒淫无度，夜猎不归，引起宦官集团的不满。参予杀死敬宗的人中有宣徽院供奉的宦官和隶属于宣徽院的毬工刘克明、石定宽等人。供奉官稍不如意即遭毒打贬斥，是促成这次政变的导火索。史称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一月，“宣徽使阎弘约、副使刘弘逸各杖二十”（42），虽未说明因何原因，但从宦官许遂振、鱼弘志等人“以侍从不及消职”（43）来看，估计不外乎侍侯不周、服务不好之类鸡毛蒜皮式的小事，对敬宗来说，动辄打骂宦官甚至贬责，已成家常便饭。宦官们的忍耐度已经到了极点，同年十二月，敬宗遇害。文宗时期，失宠于前朝的宣徽副使刘弘逸升任枢密使，联系文宗系宦官拥立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怀疑这种职务的升迁是对宦官刘弘逸所做贡献的某种酬劳。
    晚唐时期，宣徽使参予皇帝拥立的情况，已经明朗化，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宣宗临终托孤时发生的一场宫廷政变。宣宗病重期间，“密以王嘱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44）这实际上等于宣布宣徽使拥有顾命大臣的资格。但掌握兵权的左军中尉王宗实与他们三人“素不同心”，为了抢夺拥立之功，王宗实不惜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参与托孤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三人，废除了唐宣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王，发兵“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继位，是为懿宗。从较量的双方来看，宣徽使都是其中的主要参予者与密谋者。宣徽使拥有废立君主的权力，既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也成为中晚唐政治生活中的事实。宣徽使做为北司宦官集团的首脑之一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