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盐政
    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消费品，同时也是封建国家的专控商品，在国家税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盐法大体沿袭明制，除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外，内地共分为11个产盐区：“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25]。每个产盐区均规定有相应的销盐区域，如长芦盐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盐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盐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等等。盐的运销，则实行官督商销的纲引制度，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即“引”，按照指定的区域定额销售。这种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自清初至乾隆中叶的一百多年间，基本保持稳定，特别是18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增加，盐业产销两旺，既为封建国家带来了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和社会危机的出现，潜藏于盐业垄断经营体制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官与商皆视盐务为利薮，以官而言，凡与盐务有关涉者，上自官府衙门，下至胥吏衙役，无不欲从中染指，商人办理运销手续，所经各道关口，都需交纳所谓“公费”，受到层层盘剥；而商人为弥补漏卮，赚取利润，又往往将各种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造成官盐短斤缺两，质次价高的状况。私盐因之而兴，官盐滞销，国家盐课大量流失，弊窦丛生。对此，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吏士子，纷纷起来揭露盐政之弊，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缉私除弊，改革盐法，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清代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巨”[26]。士子汪甡论盐法，即极言私盐之弊，认为“弊之大者惟在盐徒，而其为害，私盐夹带为尤甚。盖私盐多一引，则官盐壅一引，夹带多一斤，则正盐壅一斤。”[27]广西巡抚孙玉庭则直接指出了私盐屡禁不绝的原因：“盖场灶产盐，得利而售者情也。官买例有定价，售私则价重于官，场灶必卖私盐者，此其一。官商之盐有课，私贩之盐无课，无课则价轻，小民愿食私盐者，此其二。场灶必卖，小民愿食，私贩从中射利，而欲以法令禁之，此必不能，所由枭徒盛而拒捕多也”[28]。为杜私盐，为除积弊，不少官吏士子提出了变通改革之法。孙玉庭认为：“早思变计，莫如课归场灶”。即“于灶晒各户，具报产盐时，令场官查明确数，登记簿籍。至出售时，按照包数斤重计算，正盐每包应课若干，余盐每包应羡若干，抽收后即放令出场。其售之于商也，则令灶晒各户，合计成本饷项，共需若干，增价以卖，俾归本之外，尚有余息，不必问售之何商，任其自为交易。其商人转运，则凡粤盐应行口岸，皆听所之，但不侵淮、浙等处引地，则无所碍。如此变通改变，在灶晒之户，出课虽增，而得力亦赢，必所深愿。运商无需官设，则有赀本者，无论多寡，皆可货盐获利，熟不乐为。且无官商之名，则小民随处皆可买食，盐值必减，商民两便无过于是”。为使“课归场灶”之法易行，孙玉庭还制定了各项具体章程，如“宜合计每年引课共若干两，分别各场大小，匀派征收也”；“宜查核各场产盐数目，按包分摊也”；“各场盐价，应听灶晒各户，自行酌定销卖也”；“按包抽税，宜分别正余，以次征收也”；“征收课项，宜于场灶出售盐斤时，照数核收也”，[29]等等。
    当然，由于各产销区域具体情形不同，一些官吏士子所提出的变通改革办法也不尽一致。如“河东盐行山、陕、河南三省，商力积疲，易商加价，俱无所济”。[30]乾隆五十七年（1792），冯光熊巡抚山西，疏请将河东盐课改归地丁。他说：“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于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征。”同时议定十条章程，主要有：“部引停领，免纳纸朱银”；“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三场仍立官秤牙行”；“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库动支”等。经部议准，行之一年，大见成效，山西“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陕西、河南也都“盐充价减”。[31]其后，陕西巡抚方维甸亦奏请将汉中盐课改归地丁，“按里摊纳，与正项钱粮无异，并“拟于开征之前，将各县摊纳细数，刊入易知由单，并由司出示晓谕，务使各里周知，胥吏无从影射，自不至有派累闾阎情弊”。[32]但是，山西、陕西等地将盐课改归地丁，毕竟属于“因地制宜之道”，只可行于一时，而非长久之计。福建布政使裘行简即认为：“改归地丁之说，厚于富商，而薄于小民。”[33]甘肃按察使姜开阳更指出课归地丁之三大弊：“盖出课之民，不必皆贩盐之民”，贩者“于官课分毫无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务本之农民，代之纳课，非重本轻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权不可以假人，今官不配盐，无人为之经理，游手无赖之徒，群集其中，趋利如鹜，是使之争也。急端既起，既不可以驱逐，又不易于稽查，积久生奸，必酿事变，其弊二也”；“甘省地瘠民贫”，若属“丰稔之年，尚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流离转徙，正项钱粮，可以奏明蠲免，而盐课必不能减，将仍取之民，而民不能堪，将不取之民，而课无所出，其弊三也”。[34]因此，各地官吏在寻求更好的盐政改革办法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官府收税，听商民自贩的主张。姜开阳认为，当仿唐代刘晏治盐之法，于产盐之场灶设局收税，“一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贫民小贩，听其随地售卖，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无摊派之扰，无追呼之烦，无逋欠之忧，无赔垫之累，上不亏国帑，下不病闾阎”[35]。兰州知府龚景翰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认为“美意良法，莫善于此”[36]。福建布政使裘行简鉴于闽盐自乾隆末年以来，各项“正溢课银，悬欠至六十余万之多，催征筹备，皆属空文，徒有征课之名，而无收课之实，岂可不变通盐法，保卫民生”。因于嘉庆九年（1804）疏请复行收税法，“听民自晒自卖，自运自销，每盐一担，交税钱一百五十文，皆先纳课而后给单，凡商、鱼、船户，肩挑背负，俱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毋论何场何地，自行售卖”。如此则“民无私盐之禁，场无商引之盐”，且“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尽属官盐，无签商定地之烦，少缉私拒捕之案”，“于国课、官制、民生，均有裨益”[37]。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官吏士子提出的官府收税、听商民贩运的盐政改革主张，反映了18世纪清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试图摆脱封建桎梏的要求，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强烈关注，而且为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四、铜政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铜政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也不例外。乾隆五年（1740），以关于煤矿开采的讨论为契机，清初以来实行的矿禁政策开始松弛。乾隆八年（1743），大学士张廷玉奏称：“铜、铁、铅、锡之山，可以资民开采，供生民日用之需”，“请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之矿封固不准开采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以资鼓铸”[38]。自此而后，清代以铜矿为主干的矿业蓬勃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而达于极盛。特别是对铜矿生产，清政府采取减轻税率、提高官铜收购价、允许“一分通商”，即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等措施，大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在铜斤主要产地云南，铜厂大者六七万人，小者亦万余人，铜产量也由乾隆五年的六七百万斤，猛增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一千二三百万斤。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矿业生产在极盛状况的背后，已然隐藏着危机，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吏治败坏，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云南铜政也开始陷入困难重重，入不敷出的境地。对此，一些地方督抚大吏不乏有清醒认识者。其中，尤以云南布政使王太岳所论为切中时弊。
    乾隆三十六年（1771），王太岳出任云南按察使，次年擢布政使。在滇数年间，他目睹云南铜矿生产“官民交病，进退两穷”的状况，经过认真思考，于四十年（1775）上《铜政议》二篇，就云南铜政的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太岳认为：“今日铜政之难，其在采办者四，而在输运者一”。在采办方面，“一曰官给之价难再议加也”。清代铜政定例，官给工本，招商、民承办，产量的20%作为课税无偿交官，其余80%由官府定价收购。其后为鼓励铜矿开采，清政府将税率降至10%，并允许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此即“每获铜百斤，准给商民通商十斤，抽课铜十斤，公廉捐耗铜四斤二两，余铜七十五斤十二两，给价收买”[39]。这些措施，初期确实促进了铜矿生产的发展。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府直接控制铜矿的生产和流通，矿业生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铜价为例，云南铜产量的绝大部分由官府收购，但定价却一直很低，初期每百斤仅银三至五两左右，其后虽经多次加价，亦不过六两四钱，远远不敷工本，造成云南铜矿亏本生产，负债累累，难以为继的状况。王太岳说，还在乾隆中，虽“各厂工本多寡不一，牵配合计，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兹峒路已深，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一皆数倍于前。而又益以课长之掊克，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来供亿，于是向之所谓本息课运、役食杂用，以及厂次路耗，并计其中，而后又有九两二钱之实值者。今则专计工本，而已几于此，厂民实受价六两四钱之外，尚须贴费一两八九钱而后足。问所从出，不过移后补前，支左而右绌。他日之累，有不可胜言者矣。夫铜价之不足，厂民之困惫，至于如此，然而未有以加价请者何也？诚知度支之藉制有经，非可以发棠之请，数相尝试也。且虽加以四钱、六钱之价，而积困犹未遽苏也。”其二，“曰取用之数不能议减也”。滇铜生产，自雍正以后，除例供京师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钱外，还供福建、浙江、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局鼓铸之需。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滇铜产量达一千二百数十万斤，为“极盛之时”，“然而不能给者，惟取之者多也”。既有“京师之运额”，又有江南、江西以及浙、闽、黔、粤、秦、楚“诸路开铸”，造成云南铜矿所产愈多，“求之益众，而责之益急”的状况。他如大厂生产入不敷出，积欠累累，小厂地处僻远，难以统辖，再加上云南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都严重影响到铜政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王太岳在总结、参考前人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集雇值以集牛马也”。特别是对铜价过低，京师及各省局取给铜斤过多的问题，王太岳指出，应适当削减各省局采买云南铜斤的数量，以裕滇铜；增加云南本省各局铸钱卯数，以铸息贴补铜价，即“以厂民之铜铸钱，即以铸钱之息与厂，费不他筹，泽不泛及，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皆有以苏困穷而谋饱暖。积其吹呼翔踊之气，铜即不增，亦断无减。于以维持铜政，绵衍泉流”[40]。
    此后，陆续有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觉察到云南铜政存在的危机，试图提出解决的办法。乾隆四十二年（1777），云南巡抚裴宗锡“疏陈铜务利弊”，集中提出了铜价不敷工本的问题。他说，每百斤铜价虽经加至六两四钱，然“取各厂人工、粮食、油炭时值逐款估计，折中牵算，矿沙积旺之厂，每铜百斤，犹少价银一两五六钱，若矿薄沙稀，则耗折更无底止。盖缘官买之初，定价本较他处最轻，而厂民不以为累者，当年岁需之铜，不过八九十万，后增亦不过三四百万，比于今日，十才一二。交官既少，私售必多，私铜既可肥家，官价自可不计。今官额日增，私售厉禁，厂民仅恃官本，势自不敷。原价既轻，虽叠加增，亦难给足，于是民则领后补前，官则移新掩旧，日积月重，遂成巨累”。对此，裴宗锡认为，与其采取现行“一分通商”的通融调剂之法，“不若明增价值”。即增云南本省各局鼓铸卯数，并将原“一分自售之铜”收回，“以作加卯，代为带铸”，将铸息一并分给各厂，如此则“大厂可增价一两五钱，小厂可增价一两。云南五金所产，生生不穷，厂户果能有利无累，获铜自可有增无减，厂欠可以永清，私铜可以永绝，散钱息以收铜息，厚厂利以清厂弊，计无便于此也”[41]。乾隆四十五年（1780），吏部右侍郎和珅赴云南查讯案件，回京面奏，亦曾言及铜价问题，谓“滇省铜斤，官价轻而私价重，小民趋利，往往有偷漏走私，地方官虽设法严禁，无如滇地山多路僻，耳目难周，私铜仍多偷漏，所以京铜缺少”。和珅认为：“向来定例，九成交官，一成通商。不若令将官运之铜全数交完后，听其将所剩铜斤，尽数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或商民知利之所在，竞相趋赴，丁多铜集，京运不致仍前缺乏”[42]。
    上述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对铜政的看法和提出的种种救弊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国计民生和社会现实的关注。特别是关于铜价问题的议论，触及到了封建制度下矿业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措施窒碍难行，致使云南铜政在乾隆末年以后，日形竭蹶，逐渐走向衰颓萎缩。但当时有识之士所作的思考，仍然给予后人以有益的启示。
    五、人口
    在封建社会里，人口数量的多少，可以说是衡量社会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之一。由于劳动力是古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土地耕种面积的扩大乃至社会财富的增长，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强调“养民”、“爱民”，重视人口数量的统计。据史籍记载，从西汉末年至明代晚期，我国人口数字一直徘徊在6000万人上下，增长幅度不大。清初经战乱之后，人口锐减，顺治八年（1652）为1400万人，十八年（1662）上升到1900万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在册人口也仅2460万人。此后直至雍正十二年（1734），除固定人口2460万人外，共“滋生人丁”1200万人，合计为3660万人，数字一直很低。乾隆五年（1740），一方面为了炫耀“盛世”，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觉察到人口增加的压力，感到需要掌握全国实际人口数字，以通盘筹划国用，因而下令各省查报户口实数与谷数。乾隆六年（1741）冬，“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达到1.4341亿，大大突破了历史上有书面记载的数字。对此，近年的研究者认为，我国明代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字偏低，因为人们为了逃避赋税，采取各种方式隐匿人口。而清代乾隆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实际上是纳税人丁数，而非实际人口数，实际人口数应为纳税人丁的四至五倍。据此，有学者推测，明朝后期我国人口实际已达1亿以上，清代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已逐渐回升到明末水平，康雍年间约在1亿左右。至乾隆初年，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首次突破1亿大关。自此而后，人口增长速度一直很快，到乾隆六十年（1795）已达2.9696亿，远远超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口的急遽增加，既反映了盛世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也造成了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和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早察觉到人口问题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压力的，可以说是最高统治者康、雍、乾三帝。18世纪初叶，康熙皇帝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于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可不为筹之也”[43]。在康熙看来，民生贫困，米价上扬，也都与人口增长有关。他说：“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44]。雍正在位期间，同样感到人口问题的压力，自谓其“临御以来，宵旰忧勤，凡有益于民生者，无不广为筹度。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5]又言“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余年，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46]至乾隆年间，统治者更深刻地感觉到了人口遽增的严峻形势，乾隆说：“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日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朕甚忧之”[47]。不仅如此，乾隆还看到了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他在诗中写道：“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48]。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问题，清代统治者相继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对策，试图缓解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造成的压力。康熙根据“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的实际情形，于五十一年（1712）下令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进而推行“摊丁入亩”，藉以减轻广大民众的负担。康、雍、乾三帝都十分重视劝垦农桑，兴修水利，乾隆还开放矿禁，力图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人口问题。
    18世纪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以及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措施，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思考，这就是洪亮吉和他的人口论。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洪亮吉被派为贵州学政。置身于民风淳朴的西南高原地区，目睹当地民众生计维艰的实际情形，忧国忧民的洪亮吉把自己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他于次年撰写的《意言》一书当中。有关人口问题的看法和论述，可以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