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148]，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现在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此外"大邑商"是一块区域名还是都城名？卜辞中的"商"地究竟在何处？这些重要问题都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四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到1999年即是100周年了，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甲骨学这一奇妙而又异常艰深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使这门学问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自然会想到今后应该如何使殷墟甲骨文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为中国与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以下几方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一）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字的考释
    甲骨文研究要想继续深入，识别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难字是首先要做的一件基础性的事。甲骨文中有些字，仅是人名、地名暂时不识还无关大局，但有些字经常出现，对于理解辞义很关键，如长久不能识读或者不明确其字义，自然会影响到正确运用卜辞去研究史学问题。甲骨文字有其特殊的书写形式，在不同组、不同时期的卜辞中字形也有变化，此外还会有一字异体的情况。只有通过搜集更齐备的资料，搞清某些难识的甲骨文字字形演变的线索，寻找其与商周金文及战国、秦汉文字字形上的联系，同时注意文例的比较与同文的比勘，联系具体辞例疏通其字义，才有可能在文字考释上有所进展。最近饶宗颐先生谈到目前甲骨文字考释上有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不注意弄清字形演变的过程，仅是孤立地分析字形构造，曲解字形；二是脱离文义搞纯字形考释，这样的考释对理解文义、通读卜辞于事无补[149]。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加强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的科学性
    甲骨卜辞发展的"两系说"、历组卜辞时代的提前等新见解是建立在对卜辞内涵深入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新说能够较好地解决董氏五期分法不好解释的一些现象，当然是可以用来改造旧说的。但目前甲骨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工作要更深入一步，还需增强科学性，要有科学的理论根据。例如新说欲成立，有以下几方面问题即需更好地解决：其一是分类的标准问题。近年来有的学者强调字体可以作唯一分类标准，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学者在分类时仍然未能脱离开陈梦家最先使用的以贞人组为基础的分类方法，而且这样的同一组卜辞在字体与时代风格方面总有某些较相近之处。所以，以贞人为基础分类与按字体分类还是可以有相适合的一面。现在，有些学者采用以贞人分组[150]，同组下又按字体及风格更细致的差别再分小类，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比单纯用字体分类有较强的操作性，标准亦较好掌握。有些组之间从字体上看呈过渡状态的卜辞似可以采取依主要字形特征归入其上或其下某一贞人组范畴内的方法，似不宜分得过细，以致在实践中不好掌握。其二是"两系说"如何从史学角度作解释。上文曾引用有的学者的见解，认为两系甲骨出土坑位分布有区域差异，是持不同卜法的贞人（原说称卜人）将其占卜所用甲骨分别带回其居所之故。这牵涉到甲骨出土坑位地点与殷墟建筑基址的关系问题。甲骨出土于宗庙（及其他祭所）、宫室建筑附近，则这些宗庙宫室可能即是用甲骨占卜时的处所，在有的卜辞下还明记"在某宗卜"。所以要在宗庙占卜，可能与宗庙（及其它祭所）通过祭祀活动可以降神，因而可以更直接地得到神灵启示有关。如可以这样理解，则不同系统的甲骨出土坑位分布区域的差异也可能与不同的贞人组经常从事占卜的宗庙（及其它祭所）与宫室地点不同有关，不一定与贞人居所不同有关（宾等组卜辞出土坑位在小屯村北分布较散，贞人似不可能居住得如此分散）。与"两系说"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同一个王会需要同时并存持两套属不同占卜体系的贞卜班子？特别是为同一事也需要由两套贞卜班子分卜，其缘由何在？是否与占卜制度有关？这一问题也是需要解释的。其三，历组卜辞时代提前亦有待于甲骨出土的地层根据作证明。而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甲骨本身使用年代与其在地层中的分布状况二者之间的关系（较早的卜辞何以常出现于晚期地层中，同一坑中不同组、不同时期的卜辞何以会混合堆积）还需作合理的解释，这也涉及到对甲骨（特别是刻辞甲骨）为什么会分置于窖穴、灰坑与散布于一般地层中的不同原因的探讨。所以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应更好地与田野考古工作相联系。
    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除了从上述几方面去努力外，对于不同类组卜辞内涵的分析、比较也是确定先后发展次序与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例如对于不同类组卜辞祭祀制度的考察即有助于分类与断代，因为同一个王世贞人组可能不同，占卜制可能有差别，但其祭祀礼制不应有两套。合理的分类、断代方案在类似这样的卜辞内涵上也应该是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