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降，官员的选拔一直呈现多途并行，相辅相成的局面。就近年来史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看，诸仕途的结构关系及其发展态势，实非以往那种察举--九品中正--科举相递嬗的三段说，或各时期各以某制为主体而其余则烘托之的简单框架所可概括。但破、立之际，史实究竟如何？似仍有待从多种角度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本文即拟以汉以来有关发展为背景，探讨唐代仕途结构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吏道的扩大及其性质的确定
    汉代吏员，多由长官自辟，而授官权在朝廷，故此类非通过举荐等途即难成官。然汉代亦有朝廷统一调补之吏。《说文解字·叙》及《汉书·艺文志》所述学僮课试补史之制，《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择补文学卒史，《循吏·黄霸传》言其入谷补为左冯翊二百石卒史，皆是也。既由朝廷统一调补，自亦由朝廷统一管理，故可积累劳绩渐次上升为官。《汉官仪》卷上："能通苍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补尚书郎。"《续汉百官志》三补注引《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书令史员，功满未尝犯禁者，以补小县墨绶。"《汉书·酷史赵禹传》："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即其例也。应当说，唯有这种由吏积累劳考渐次登进为官的道路，才是准确意义上的"吏道"，而吏员经察举等途上升为官则非其类。由于汉代由朝廷统一调补、管理的吏员为数甚少，故积劳渐次为官者亦鲜。此后，在魏晋南北朝行政体制迅速变化和士族门阀之风的双重作用下，吏道才开始大为扩充且有了特殊的性质。
    《隋书·儒林传》序："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又《通典·选举五》载唐武后时魏玄同上疏："爰自魏晋，吏部递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笔求才，以簿书察行，法之弊久矣。"可见南北朝以来刀笔吏渐次登进为官者必已远较前代为多。观《晋书·会嵇王道子传》载许荣上疏："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南史·宋明帝纪》泰豫元年载阮佃夫等弄权，"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贩之子。"《北齐书·辛述传》载其为吏部尚书，"取士以才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隋书·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谮。"这些史实中，都包含了吏道已成当时重要选官途径的内容。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朝廷统一调补吏员的规模已迅速扩大。如魏晋以来，台省令史已孳乳得名目繁多，除尚书都令史、主书令史或被列入官品登于仕版外，其余则晋、宋列为"诸色职掌人"，南齐在"职吏"之列，梁列于"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1]，北魏列于"流外勋品"[2]。要之其皆为吏员，且仍如汉尚书令史、兰台令史由朝廷统一调补。《晋书·陈敏传》："以部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张华传附刘卞传》："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退为尚书令史。"《陶侃传》载武库令黄庆"后为吏部令史。"《宋书·恩倖王道隆传》载其兄王道迄"以书补中书令史。"又据《隋书·百官志》中：北齐流外勋品皆有禄秩、给事力。此亦北魏以来流外勋品包括台省令史皆由朝廷任命和管理之证。至于其数量，则已非复汉时之比，隋人牛弘至谓"今令史百倍于前"，而仍事务委积"不遑宁舍。"[3]除台省令史外，其它机构的重要吏员，南北朝时也已日益从长官自辟转而由吏部统一选用。《宋书·宗越传》："出身补郡吏。"《吴喜传》："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恩倖阮佃夫传》："出身为台小史。"《隋书·百官志》上载陈制"诸王公参佐等官，仍为清浊，或由选司补用，亦有府牒即授者。"又《通典·选举二》："自后魏北齐以来，州郡僚佐，已多为吏部所授。"皆可为证。
    朝廷统一补吏量的大增，意味着大量吏员有待朝廷统一给予出路，让其积劳登进为官。须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另一种势头恰好与之相应。魏晋以来，士庶清浊之分甚严，士大夫羞于担任浊职，《隋书·百官志》上言陈制"其官惟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正其反映。同时，清职又容不得身分卑者担任，《魏书·肃宗纪》神龟元年正月诏："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是也。故大量浊官职正需从吏员等"卑贱者"中选补。《旧唐书·刘祥道传》载其显庆中上言："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纵欲参用士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唐代如此，士庶清浊之分更甚的南北朝自有过之而无不及。证诸《南史·恩倖传》载戴法兴、茹法亮、施文庆诸人登进履历；《魏书·高祖纪》太和元年八月丙子诏："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以下准次而授，若阶籍元勋以劳定国者不从此制；"《北齐书·元文遥传》："齐因魏朝，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隋书·百官志》上：陈制"流外又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为之，从此班者，方得进登第一班。"则当时凡所事繁碎冗杂的低浊官职，皆应从朝廷统一调补的和身分卑下的吏员中选用。
    在此背景下，《通典·职官四》述："大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师谷糴贵，远人不相愿仕流外，始于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不获已而为之。遂促年限，优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县尉者，自此之后，遂为官途。"细读上文，其大致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此前流外诸职确已由朝廷统一选补，且可按一定年限铨叙为官。二是武德以来才开始明确了从各地佐史等人员中选补流外诸职，同时缩减了流外入内的年劳规定和任用限制。因而其"遂为官途"一语，当指其规模更大、基础更宽而言。至于流外入内的具体办法，经叠次改善后，大体是由各州按期从佐史、低官荫子和白身中向朝廷选送愿充流外者，再由吏部郎中一人负责"小铨"，试以书、计、时务，有一优长者可任流外职。以后其既可渐次从"后行闲司"转入"前行要望"即吏、兵部、考功司、都省、御史台和中书、门下省为吏，亦可在规定年劳满后参加流内铨合格而成官。若论其规模，《新唐书·选举志》下载唐入官门户多种，内可定为流外吏职或性质相近者："诸折冲府录事、府史千七百八十二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六千余人。"以上相加近八千人[4]，这还不包括最终皆可由吏、兵部铨选为官的其它吏员、尤其是诸监门、直长等数量庞大的军吏在内。[5]足见唐代涌入吏道者其数甚巨。至于入仕量，《通典·选举五》载显庆时刘祥道陈奏："吏部比来取人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是伤多，不简杂色人即注官是伤滥，经学时务等比杂色三分不居其一。"又载开元十七年杨上言："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案此"杂色"、"诸色"，盖指吏员、勋官、方伎等出身，其中吏员占额颇大。如《唐会要》卷58《吏部尚书》载大中六年十一月吏部奏："条流诸司流外入流令史等，请减下四百五十员。"则唐吏道的年入仕规模，显然远远超过了科举。
    但在进一步考虑吏道的性质和地位时，就不能不论及魏晋以来沉积在多种浊职、尤其是吏职之上的身份色彩了。如所周知，那时门第越高贵，入仕所任职务就越"清美"，否则就越庸浊。如《魏书·官氏志》载太和十九年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通典·选举四》载孝明帝时清河王怿上表："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默。"又如《隋书·百官志》上载陈制："诸王子并诸侯世子，起家给事。三公子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令仆子起家秘书郎。若员满，亦为板法曹，虽高半阶，望终秘书郎下。"在此背景下，南北朝以来大量浊职已明定由身分低下者担任，并开始被纳入了一个通常称为流外的专门的等级序列。《隋书·百官志》上载梁制"位不登二品者，又为七班，"陈制"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为之"。《魏书·官氏志》："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今列于左。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矣。"同书《刘昶传》载孝文曰："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凡此皆隋代开始明确地以流内外等级作为新的官吏界线的先河。[6]
    故清、浊虽属相对的范畴，但却有着绝对的界线：长期以来清者皆官，浊不过吏。既然门资越低下者入仕所任越庸浊，大量在官场中处于最低层，所事最琐杂繁碎也最为庸浊的吏职，便与那些社会身份最为卑贱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久久地在这种最卑贱者任吏职到任吏职者最卑贱的定式中来回，吏道便首当其冲地成了一条为一般士大夫鄙视的途径。其在唐代的情形如前引《旧唐书·刘祥道传》所谓："皆以俦类为耻。"另如《旧唐书·张玄素传》载其出身流外为太宗当朝面诘，"精爽顿尽，色类死灰。"《薛收传附薛稷传》载其谏阻出身胥吏的钟绍京升中书令曰："臣恐清浊同贯，失于圣朝具赡之美。"《李林甫传》载张九龄谏阻牛仙客任尚书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7]显然，唐代的官吏之别，实承载了以往士庶清浊之分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并不断适应着和集中体现了新的身分等级内容。这就在官场和仕途领域留下了一道难以弥平的裂痕。故唐制："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所谓"清资官"，乃指三品以上高官及八品以上台省寺监卫府的重要职务。[8]又"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所谓"非清流"，指"流外及视品出身"。[9]武后神功元年，甚至把八寺丞、九寺主簿、诸监丞、簿等大批一般职务和原可由吏道出身者担任的三省主书、录事、都事等职，也列入了不得由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担任的范围。此外，在阶品升迁等方面还存在着一般不得晋入三品，晋五品时所须劳考条件更为严格等多种限制。[10]因而唐吏道入官者数量虽大，但除非其通过科举等途转辗登进，[11]，否则绝大部分都会被滞留在一般低官的行列中，即如前举张玄素、钟绍京，牛仙客辈得跻身高位，处境也要比一般人为差。
    由上可见，如果说汉代由于官、吏界线的含糊，朝廷统一选补管理的吏的稀少，这条通常称为吏道的仕途还是涓涓细流，且缺乏特殊性质和地位的话；那么唐代充当一般低官重要来源的吏道，无疑已是一条具有独特形态和作用的大宗仕途。就其发展过程来说，吏道的这种规模的显著扩大和性质的逐渐确定，实为改变汉代察举和辟署分别在官、吏选用中占最大比重的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理解唐仕途结构所以形成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