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南亚地区是华侨较为集中的地区，人数众多。东南亚的华侨社会，革命派异常活跃，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的重要战场。孙中山多次到过东南亚，革命派对广大华侨有很大的影响力。广大华侨从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从1905年7月到1908年4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同盟会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连续发动6次武装起义。清朝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法殖民当局把孙中山从新加坡、河内驱逐出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清朝政府把官员和军舰派到东南亚地区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清朝政府招商办实业，需要华侨支持，不得不在“抚慰”华侨，保护华侨方面有所行动，但又害怕华侨接受革命思想，便千方百计使华侨免受“邪说”的影响，看来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朝官员在东南亚的活动。
        1907年4月10日，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同南洋大臣端方电奏，请派军舰到东南亚地区巡历，以保护华侨。4月12日，军机处电复，此事已得到清朝政府允准。4月28日，袁世凯电告外务部，已选派海筹、海容两舰“连樯前赴南洋各岛，由何管带督率，以资联络”。袁世凯特别说明，已向游击蔡廷干面授机宜，要他附舰前往。（注：外务部档：《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为已派两兵舰前往新加坡等处巡历事致外务部咨》，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1907年4月28日）。）
        5月中旬，海筹、海容两舰由上海启程，先到香港。5月22日，潮州黄岗起义爆发。两广总督周馥征得袁世凯的同意，把两舰调到汕头、厦门一带海域巡查。黄岗起义被镇压以后，这两艘军舰才启程前往西贡。海筹、海容舰在西贡只停留9天，因台风季节临近，返航上海。
        两舰出航之前，袁世凯对游击蔡廷干面授机宜。蔡廷干到西贡之后，又干了些什么？我们从1907年8月16日袁世凯致外务部的电文中可以看出问题。电文中用了不少文字形容西贡华侨欢迎海筹、海容舰南巡的热烈场面，同时也道出了清廷派遣蔡廷干附舰出巡的用意。电文中说：“该处华侨久栖异域，睹中国兵舰之南来，遥望龙旗，欢声雷动。中外观者如堵，咸称中国自开海禁以来难得之盛事。该处法官亦照料甚周，备形辑睦。该两船驻泊西贡九日，全埠华商送迎宴会，尽敬竭诚，并由委员蔡廷干迭次演说，宣布朝廷德意，慰其爱国之诚，勉以同舟共济之义。该埠侨民欣感交集，且详询中国立宪之事，莫不额手称庆，共祝圣明，同呼万岁。察其向国情殷，忠爱之色露于言表，尚不致为邪说所惑。”（注：外务部档：《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派兵舰先往新加坡等地巡历事奏片》，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1907年8月16日）。）很明显，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大论战的时候，清朝政府派军舰到东南亚地区去，表面上在做护侨文章，实质上是要和革命派争夺群众，使华侨“不致为邪说所惑”。
        惠州七女湖起义之后不久，1907年8月，农工商部又奏派杨士琦前往东南亚各地考察，立即得到清廷允准。8月24日，慈禧发下谕旨：“南洋各埠，华侨居多，类以商业，自谋生聚。现在商会渐次成立，朝廷时深注念，甚为嘉许。著派杨士琦前往各该埠考察情形，剀切宣布德意，优加抚慰。如有慨集巨资，回华振兴大宗商务者，除从优予以爵赏外，定饬地方官妥为保护，以重实业而惠侨民。”（注：外务部档：《农工商部为派员考察南洋华侨一折录旨钦遵事致外务部咨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907年8月24日）。）
        1907年9月5日，杨士琦就前往南洋考察一事上奏：“窃帷南洋各岛，多系英、法、美、荷等国领土，闽粤两省华民侨寓者不下数百万人。虽或置田宅，长子孙，而衣冠礼俗仍守华风，忠爱之忱，海天不隔。近年各埠商会渐次成立，其载货回国兴办各项实业颇不乏人。观民心固结之深，益钦圣泽涵濡之远。兹复钦奉懿旨，派臣前往各埠考察情形，优加抚慰，并悬爵赏以为奖劝。纶音远播，中外同钦。”（注：外务部档：《杨士琦奏考察南洋华侨商业酌带司员折》，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1907年9月5日）。）杨士琦对清廷派他前往南洋考察的用意心领神会，除了带领工务司员外郎柏锐、农务司主事杨寿楠等随员出发外，还特意带上曾经到过西贡的游击蔡廷干。（注：外务部档：《考察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放洋日期奏稿抄件》，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1907年10月25日）。）
        1907年10月26日，杨士琦一行乘海容、海圻号军舰从上海启程。11日3日抵达槟榔屿，11月9日他向清廷报告：“该埠为南洋孔道、商会、学堂组织完备，惟五方杂处，与新加坡情形略同。经此次抚慰后，朝廷威德深入人心，邪说诐词不攻自戢。计自沪放洋……所至水陆商埠共十四处，无不欢迎恐后，复谆谆以斗邪说，正人心，广教育，兴实业相劝勉。”（注：宫中档案，电报类：《考察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为抵槟榔屿讲演慰问华侨情形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四日（1907年11月9日）。）12月5日，杨士琦一行抵达新加坡。12月11日，他又向清廷报告说：“新州为南洋枢纽，商会设立最先，规制之善，权力之雄，为各埠冠。学堂恪遵学部定章，注重中国文字，宗旨纯正。惟五方杂处，良莠不齐，与内地上海相似。至商会成立，渐讲爱戴君亲之义。复经连日演说，该商民等深感朝廷慰问之殷及农工商部提倡之力，情意甚戢，颇能坚持定见，力拒邪说。英官外交极洽。”（注：宫中档案，电报类：《收考察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来电抵新加坡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1907年12月11日）。）事实说明，清廷十分关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把革命派的主张视为“邪说”。杨士琦一行在东南亚各地遍访中华商会和学堂，在“抚慰”华侨的过程中，念念不忘要在各地发表演说，以“斗邪说”和“拒邪说”，企图阻止革命思想在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