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参阅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250页。
    （92）康熙《（吴郡）甫里志》（抄本）卷首程大复序：“去[县]治西南三十余里，见灯火万家，云树苍茫，市廛杂，拟于邑，意即震川集中所称甫里者欤？询之从者，果然”。《公呈汤抚院稿》：“烟火万家”卷1地里：“镇以蕞尔，兼隶长、昆仑[按：仑字衍]，其形如上字，计其户则逾万家……甫里民廛占中市暨西栅、南栅得十之七八，六直民廛占东栅，得十之二三。居民万户，近复倍之”。因此可知，上面提到的居民，都是镇上居民。依照最末一条，其数在1-2万户之间。
    （93）吴建华使用刘石吉关于明清江南市镇数量的统计和江南各府的面积，计算出江南各府及江南全地区的市镇密度（吴氏称之为“市镇率”）。其中，苏州府的市镇密度为每100平方公里404个，在江南八府一州中名列第三，仅次于松江府（721个）和太仓州（585个），而大大高于江南全地区（286个）（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刊于《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可惜的是，吴氏所用的市镇总数似乎是整个明清时期（1368-1911）内曾经出现过的江南市镇的总数，因此从该计算结果无法看到市镇密度的时间变化特点。姑不论此，从这个结果也可见苏州府市镇密度在江南处于高水平。而在苏州府属县中，吴、长、元三县的市镇密度又属于最高者之列。
    （94）大体而言，在这三个世纪中，吴江县与吴、长、元三县在城市化水平方面处于相似的地位。首先，在人口密度方面，吴江县与吴、长、元三县相近，道光时都为每平方公里1，540人左右。其次，就市镇数量来看，吴江在正德时有市镇7个（镇4，市3）；嘉靖时有市镇14个（镇4，市10）；康熙时有市镇17（镇7，市10）；乾隆及道光时有市镇16个（镇6，市10。吴江、震泽合计）。而吴县在正德时有市镇6个（镇5，市1），崇桢时有市镇7个（镇1，市6），清代中期（乾隆至道光）有市镇8个（镇6，市2）；长洲、元和两县的市镇，明代中期（正德）和后期（隆庆）为9个（镇4，市5），清代中期（乾隆至道光）为17个（长洲镇5，市3；元和镇7，市2）。从市的数量来看，吴江比吴、长、元三县中任何一县都多；但是从镇的数量来看，吴江县与吴县相同，略多于长洲县而少于元和县。一般而言，镇的规模比市大，人口也比市多（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103页）。因此总的来说，吴江县的市镇人口可能多于吴、长、元三县中的任何一县的市镇人口，但不会多出很多。此外，吴江县虽有相当数量的居民生在县城，但其数不大。弘治《吴江县志》卷2说县城及其郊区，“民生富庶，城内外接拣而居者烟火万家”。据此似乎居民数量不少。但是据曹树基估计，明初吴江县城人口仅为1万人左右（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324页）。到清代，据乾隆《吴江县志》的数字，吴江、震泽两县“县市”人口为2，000户（参阅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按一户5人计，也仅有10，000人。因此除去府城人口后的吴、长、元三县的城市化水平可能低于吴江，但也仅只是略低而已。
    （95）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414页。明代后期江南人口总数约为2，000万，其中城镇人口总数约为300万。在城镇人口中，苏、杭、宁三大城市人口总数约为150万。因此三大城市之外的城镇人口约为150万，占其时除去三大城市后江南人口总数（1，700万）的8.8％。
    （9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324、325页。
    （97）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98）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310页。
    （99）江南的人口总数，在1400年前后约为1，400万，1620年前后约2，000万（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396-397页）。
    （100）正式居民297万，加上外来人口，总数应在300万以上。
    （101）这里所说的外来人口，不仅包括来自较远地区的人口，而且也包括来自附近农村地区的人口。
    （102）康熙五十九年《长洲吴县踹匠条约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586页）。
    （103）康熙三十二年《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55页）。
    （104）《雍正朱批谕旨》卷200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huī奏。
    （105）洪焕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7页。
    （106）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107）郑若曾：《苏松浮赋》（收于同氏《郑开阳杂著》）。
    （108）乾隆《吴县志》卷8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