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其“分共”作准备。他仍在等待机会，一旦时机成熟，“分共”绝不手软。
    对于汪精卫这样一个假左派、真右派，无论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后于1927年2月派来中国的首席代表罗易，还是早在1923年9月就来到中国的代表鲍罗廷，都毫无警惕，而且还百般地迁就他、信任他。更加错误的是，为了拉住汪精卫，罗易竟在6月1日约见他，将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五月紧急电传交给他看，第二天又给他一个电传副本。这个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1）开展土地革命，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电传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否则就会把事业断送。”（2）改组国民党。电传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因此，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3）武装工农。电传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4）惩办反动军官。电传要求，组织有声望的以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6]（p30-31）。
    罗易的过错让汪精卫抓到了把柄。汪精卫在7月上旬的一次军官会议上说：“（六月一日）那天晚上，第三国际代表罗易来找我，交给我一个俄文电稿……这俄文电稿请人翻译出来，才晓得情形是非常严重，原来第三国际给共产党的训言，就是要消灭国民党的。”[7]于是，汪精卫干脆脱掉“左派”外衣，露出了真右派的凶相，经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密划，终于同蒋介石合流，于7月15日正式“分共”，叛变革命了。
    由上可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企图利用汪精卫之流去反对蒋介石，“把蒋介石逐出国民党”、“和右派作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可笑的。
    二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是这个政策不能实现转变的重要原因。
    “四·一二”政变后，罗易和鲍罗廷一开始都表现出软弱无能，束手无策。鲍罗廷一度主张东征讨蒋，认为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铲除这个心腹之患，这样武汉才能稳住。但是，当他见奉军从京汉铁路南下信阳时，又担心此时东征，武汉将有受到奉军袭击的危险，于是东征只能作罢。罗易竟还天真地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在4月13日致电蒋介石，只字不提“四·一二”政变，好言劝蒋来武汉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以解决“党内一切争议问题”。直到4月1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8]和21日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发表后，罗易、鲍罗廷才在22日发表《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9]，指出蒋介石的叛变，“并不是个人或某几个人叛党，而是一个整个的社会阶级离开了国民革命，并且转过来反对国民革命”。因此，我们不仅应当“推翻蒋介石及其匪帮”，而且要“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的资产阶级”。
    东征既已不成，鲍罗廷便主张二次北伐，企图依靠唐生智、张发奎北上，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待攻下北京后再开展土地革命。他天真地认为，在二次北伐胜利前，唐生智、张发奎是不会与中共决裂的。因为“我的箱内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不致于跑掉”[10]。这种认识，显然是滑稽可笑的。以为有了“苏援”，就能使唐生智、张发奎留在革命阵营内，听其指挥，实属幼稚至极！
    罗易则主张土地革命，认为只有先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两湖，然后才能进行北伐。他把鲍罗廷的主张称作“西北学说”，并对这个学说严加批评说：“我们正在跳出油锅而跌入火坑”，“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他特别指出：“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它合作是为了发展国民革命，如果国民党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机构，那么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须根本改变。”[11]（p165）在4月27日至5月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会上，鲍罗廷与罗易继续争吵。罗易进一步批评“西北学说”是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表现，强调共产党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坚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他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并作了解释。这一着棋煞是厉害。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次会议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及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后着重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它的前途，主要决定于无产阶所取的作用……战斗的革命民族阵线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组织起来……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集团，其中无产阶级是决定因素。”[12]（p471）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是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中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并提出彻底的办法，哪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势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就不可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决议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制定不同的土地政策，并在中国的具有不同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的各个地区分别加以运用。”[12]（p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