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2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后，国民政府由迫切要求转为反对苏联参战。1943年5月21日，宋子文在美国会见罗斯福时， 直截了当地表示：“总统谓德国败后，俄当愿加入，但届时吾人所需者，非苏俄军队，而为空军根据地。”〔15〕蒋介石在1943年7月31 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如果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中国的牺牲会更大，但我们情愿如此。”〔16〕台湾学者还提到，当时中国国防会议秘书厅参事室的文件证明，直到开罗会议前夕，国民政府也未将苏联对日参战问题列入讨论准备案内〔17〕。有关国民政府对苏联参战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的原因，蒋介石曾在国民政府内部作过一些说明。1942年11月顾维钧得知，不久前蒋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对参政员谈到作战方针时表示，迫使苏联对日宣战是不妥当的，苏联正与德国宣战，它不愿对日宣战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苏联的这一政策和态度对中国并不一定是不利的。蒋解释道，日本一旦在亚洲打败苏联，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一步威胁中国〔18〕。
    但是，据我们分析，国民政府不再热衷于苏联参战一事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它已能充分理解苏联的困难处境与对日谨慎立场，不如说另有所在。
    国民政府一向是不信任和仇视苏联的。抗战前期，它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只是一种争取苏联援助的权宜之计，其实并没有改变对苏联的基本立场。蒋介石曾在1938年元旦日记中写道：“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19〕在这种立场的支配下，国民政府很难实行一种稳定的对苏政策，它对苏联参战的态度也不例外。
    大战中，苏军自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一举打破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愈战愈强，捷报频传。苏联的巨大军事实力与成就，国际影响的与日俱增，引起国际社会对它的密切注视，也使早对苏联抱有反感的国民党领导人对它开始深感不安。1942年10月5日， 美国政府代表威尔基从莫斯科抵达重庆会晤蒋介石。在谈到访苏观感时，他“深感苏联为实力雄厚之国家”，必须另眼相看。他还表示，德日法西斯败后，苏联作为一种新兴势力，令人“颇感惶恐”。蒋很同意他的看法，也惴惴不安地指出：“苏联实为一重大问题”，战后，“太平洋问题之重心，将为中国是否能阻止苏联之侵略”〔20〕。具体说来，蒋介石及其顾问们十分担忧的是：苏联对日出兵进入中国后，或将这片领土留给自己占领，或交与中共。他们认为，即使这些情形都不发生，仅苏联参加消灭日本这一事实本身和苏联暂时驻扎在中国领土上，也将对中国产生难以估计的复杂政治后果〔21〕。1943年9月11日， 蒋介石在发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清楚地指出：“如果对日战争，只有中、美两国，则以后问题简单，中、美更易彻底合作，若加入英国亦可，至于其他一国（指苏联--引者），如果最后亦投机参战，则太平洋以后问题复杂，恐未能如吾人想像之简易也。”〔22〕
    上述说明，随着苏联的迅猛崛起，国民政府恐苏仇苏的心理日甚一日。它极其害怕变得非常强大的苏联的参战会导致中国政局复杂化，给自己的统治地位带来严重威胁。由于这一政治考虑的决定性影响，它从极力争取转向了反对苏联参战的立场，主要指望美国帮助中国打击日军。
    对苏参战态度的变化，意味着国民政府先前那种与苏保持密切战时合作的紧迫感已不复存在。从此，它在处理对苏关系时，愈来愈把战后政治利益考虑置于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之上。这也是1942-1944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根源。
    为达到阻止苏联参战的目的，国民政府作了各种外交努力。它曾拒绝罗斯福在1943年6月提出的召开四强会议的建议， 同时提出了分别举行两个三国会议的主张，以便把欧洲军事联盟与太平洋军事联盟划分开来，牵制或阻止苏联对日出兵〔23〕。它还企图争取美国支持自己阻止苏联参战的打算。1942年8月3日，蒋介石在会见美国代表居里时，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倘我东北政治受苏联之参加，战后之太平洋，将无太平之望。”〔24〕1943年3月， 中国驻苏大使也对美国驻苏官员说：“苏俄对日作战，大量的苏军，必将在新疆、外蒙古、东北出现。届时，红军将支持中共反抗中央。”〔25〕这些话都是在提醒美国，必须慎重对待苏联参战问题，不要为苏联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加强同美国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地位提供条件。然而，国民政府大失所望地看到，美国坚持的是一种极力争取苏联参战的方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虽继续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却一直对苏联的远东政策给予高度注意，希望它在打击日本方面也能与盟国合作。1943年，苏德战场发生根本转折，苏联对德作战胜利前景趋于明朗，这引起罗斯福对苏联今后对日政策的更大关注。据霍普金斯说，这一年，罗斯福曾就德国战败后的苏联对日政策征询过他的看法〔26〕。为了减少美军本身对日作战的损失，以最小的代价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击败日本，美国的太平洋战略逐渐转为争取苏联尽早参加远东战争，不想等到美国打得精疲力竭、将赢得战争时再去动员苏联参战。出于这种考虑，西方盟国邀请斯大林参加预定在1943年夏举行的魁北克会议，想与他商定一个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速远东战争进程的战略计划。但是，斯大林因苏联仍在紧张地对德作战，不想过早采取反对日本的立场，婉言谢绝了邀请，理由是他指挥作战的工作十分繁重〔27〕。当然，美国争取苏联参战的计划并未因此发生动摇。
    考虑到苏联参战势必涉及中国方面的重大利益，中国的态度对能否成功地争取苏联参战是关键，美英领导人不得不适当地试探一下国民政府对苏联参战的基本态度。1943年10月中旬，罗斯福派国务卿赫尔到重庆，除转达罗斯福与蒋会晤之意外，还提出了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中国是否可予合作的问题。开罗会议上，丘吉尔首相也提出了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问题。在这两种场合下，蒋都作了肯定的回答〔28〕。
    蒋介石违心地表示同意苏联参战，从根本上说，是由其依赖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路线决定的。蒋本人曾公开表示，他无意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决定紧步美国后尘。他在致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毫不掩饰地说：“中国始终认贵国为最可靠之生死患难之友，故一切皆以美国之马首是瞻”〔29〕。因此，蒋最终只可能在美国制定的“必须维持美苏合作”的战略框架内考虑问题，服从美国争取苏联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的决定。蒋希望，通过改变自己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立场，实行重大妥协以迎合美国吸引苏联参战的太平洋战略新方针，保证从美国那里获得一切必要的支持，维护国民党统治集团自身的政治利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扭转了国民政府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立场，这对于弥合中苏关系的裂口和走向改善是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