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记载：会昌三年八月，“上以王茂元、王宰两节度使共处河阳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习吏事而非将才，请以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在《请授王宰兼充河阳行营诸军攻讨使制》中，李德裕又对王宰大加褒扬，而对王茂元则不无批评，其词曰：“王宰结发从军，拥旄为将，一剑横陈，万算皆全，阴则难窥，勇能重闭……近者狂寇凭阻屡犯，颜行、茂元，莫遑定居。”（注：《会昌一品集》卷三。）这说明李德裕与王茂元的关系并无特殊之处，倘若王茂元是李党，李德裕对他必定要加以吹嘘，而不至于在与王宰的对比中，贬之曰“非将才”。
    （3）从甘露之变前后王茂元的处境看，他不属于李党。
    甘露之变前，李训、郑注把持朝政，大肆贬逐牛李两党人士。据记载，“时注与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大和八年底，李德裕罢相出朝，后又贬为袁州长史。大和九年四月，宰相路隋为救助李德裕说了话，也被外放出朝。同年六月，李宗闵被贬为明州刺史，后又被贬为处州长史。不到一年时间，连逐三相，中外震畏。可是，就在牛李两党同时被斥逐之时，王茂元却由边远的岭南移镇泾原。甘露之变发生，宦官因为想得到王茂元的财货，就说他是“因王涯、郑注见用。”（注：《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王涯、郑注不属于牛李二党，是不成问题的。这也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中，王茂元不属于李党。
    （4）从王茂元的社会交往看，他不是李党。
    根据现存的李商隐为王茂元代作的书状看，王茂元与牛李两党都有过往来，互通问讯。这种一般的官场应酬，本来不足以说明其政治态度。但是，从状文内容看，王茂元给所谓李党的书状是比较一般化的恭维奉承、官场酬答之作，而写给牛党人物的书状反而显得关系深厚密切一些。下面是开成三年王茂元致牛僧孺状中的话：“相公才为时生，道应梦得。六月一息，宜澡刷于天池；五色成章，必骞翔于云路……始者召入紫宸，亲承清问，仲舒演春秋之奥，孙宏阐洪范之微，抉摘奸豪，指切贵近，云霞动色，日月回光，超绝古今，喧传华夏。”（注：《樊南文集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卷四。）这里，王茂元把牛僧孺比成是澡刷天池的鲲鹏，高翔云路的凤凰，对他元和初年的朝廷对策大加赞扬。而牛僧孺的这个对策，曾使得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强烈不满。因为李吉甫的反对，主考官因之罢免，牛僧孺等被斥。这篇状文的最后，还希望牛僧孺“重秉国钧、复执人柄”。王茂元对于牛李两党的冷热亲疏，由此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
    再看王茂元会昌元年上给牛党首领李宗闵的两份书状中的话：“相公践履道枢，优游天爵。功无与让，故勇于退；能不自伐，故葆其光……用而无喜，成则不居，求诸古今，实焕缃素。”“从古以来，大贤所处，未有不功高而去，德盛而谦……名高百古，事冠一时。然而内乱外忧，不常而起，深谋密画，须有所归。则吕望老于渭滨，始持兵柄；周公还于洛邑，复秉国钧。”在这两状中，王茂元还谈到自己与李宗闵的关系：“某早蒙恩顾，累忝藩方，本冀征辕，得由东洛……限于流例，莫获起居，瞻望恩光，不任攀恋。”“某早蒙奖拔，得被宠荣。番禺将去之时，获醉上尊之酒；许下出征之日，犹蒙尺紊之书。”（注：《补编》卷二；又参见《会笺》60页。）王茂元上这两状时，李宗闵正因朋党之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王茂元称他是“功无与让”、“能不自伐”的大贤，劝他：“当君子信谗之日，禀达人大观之规。”最后，祝愿他象吕望、周公一样持兵柄，秉国钧，再度为相。从这些书状的内容看，王茂元是李党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5）新旧唐书的王茂元传，都没有说他是李党。《旧唐书》本传根本未提他与李德裕的关系；《新唐书》本传虽然提到李德裕，但跟党争事无关。既然本传没有列举事实证明王茂元属于李党，别人的传却说他是李党，这怎样解释呢？
    或曰：李党重门第、牛党重科举，王茂元为将家子，德裕素厚之，故为李党。这个说法难以成立。牛党巨擘李宗闵系唐宗室郑王元懿之后。其父{K23C164.JPG}曾为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使，{K23C164.JPG}兄夷简，元和中为宰相。杨嗣复是仆射杨於陵之子。杜悰以门荫得官，他的祖父是名相杜佑。论地胄、论门风他们都远高于王茂元。王茂元之父王栖曜是行伍出身，初为牙将，后以战功升为将军。所以不能说牛李二党是以门第、科举划分的。
    既然王茂元不是李党，则李商隐娶其女，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应该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