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保皇派先后在海外各华埠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天南新报》、《新中国报》、《世界日报》、《益友新报》等几十种报刊，鼓吹其变法图存、民族振兴、忠君爱国的主张，同时与孙中山革命派进行舆论战。在敦促华侨关心国内事务、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方面，他们与孙中山革命派的主张并无本质的不同。其分歧主要是保皇党人主张中国应采取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认为“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仁君如皇上不可”。又认为满汉同种，满人统治中国，只有主权之更迭，无国家之灭亡。孙中山则支持武力排满的激进方式。
    康梁保皇派还建议海外华侨应创办新式学校，教育华侨子弟通习中英两种文字，兼学中国伦理纲常和西方的近代科学，以期在重建中国时贡献力量。（注：康有为在遍历东南亚各地，鼓动华侨建立新式华文学校后，曾写七绝诗一首，“学校手开三十余，授经傅教遣吾徒，冼冼弟子三千众，西蜀文翁岂可无。”自注说，“吾遍游各埠，开学校三十余，今学生三千矣。”（《康南海先生诗集》，卷7，转引自：郑良树《保皇党及革命党对新马华教的影响比较》，《华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1996年）康氏手开学校30余的说法可能过分，但他与其信徒推动南洋地区不少华校的设立却是不争之实。）他们还强调，华侨应基于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大团结，首先应消除语缘、地缘的障碍，组织跨方言、地域的商会等。康、梁凭借其功名、维新志士的声望、过人的文采和颇有吸引力的立宪变革主张，对中上层华侨和有忠君观点的人相当有吸引力。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数年内即在世界各地建立保皇总会分会170多个，会众数十万人。（注：高良佐：《开国前革命与立宪之论战》，《建国月刊》（上海），第8卷，第6期，第3页。）保皇党人虽然在海外曾抵制孙中山革命派的影响力，但其在开启华侨民智、改善华埠风气、推动华侨对祖国的关注和认同。促进华侨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股政治势力即孙中山的革命派。孙中山出生于广东侨乡，12岁即远渡檀香山投靠长兄。在其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华侨社会中生活和活动，这使他与华侨的关系有如鱼水关系。孙中山本身是华侨，对侨情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大部分华侨出国前在国内受欺压，到国外受排挤与歧视，这使华侨具有较强的反抗精神，也较容易接受民族主义意识。孙中山曾说，“凡我侨胞直接间接所受政治上之痛苦，罔不洞知。每思专制推翻、民治发达之后，稍尽保护之责，藉纾痛苦之情，耿耿此心，无时或息。”（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3页。）其次，华侨少保守，易接受新思想。“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我党主义在先，所以他们的革命也是在先。”（注：《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1973年版，第787页。）
    孙中山是依靠华侨开始其革命活动的，在兴中会有名可查的325名会员中，华侨和在侨居地入会者占70%。（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7年，第188～199页。）可见孙中山首先是以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国内民主革命来影响华侨对祖国的认同的。1905年秋，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2册，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第42页。）在组织发动的同时，孙中山在华侨社会中利用报刊、书社广泛宣传民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兴中会时期，在海外宣传爱国革命的报刊共11种，同盟会时期则增至41种。其中，《中国日报》、《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少年中国晨报》等均产生过很大影响。革命党人和倾向于革命党人的华侨还办过一批书社，通过书社教育和组织华侨关注中国事务，支持革命主张。尤其是分布于南洋地区的近200处“阅书报社”，不仅为华侨提供革命书报，还被作为组织活动之所。如曼谷的振兴阅报书社，曾联系华侨达万人，还组织40余名华侨参加1910年的云南河口起义。
    无论是清政府、保皇党或革命党人，在其争取华侨支持时，都首先引导华侨对祖国的关注，都重视华文报刊和华侨教育。在各方的发动下，清末期间，华侨社会的政务论题主要是中国政局，文化主题主要是中国文化。以中国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华文报刊和以国语为主的华侨教育在华埠的普及对华侨起了决定性的文化乃至政治导向作用。到20世纪初，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已在华埠起主导作用。共同文化与心理状态是不同民族的根本区别，是民族存在的基础。由华侨教育和华文报刊鼓动起来的华侨文化认同，成为20世纪初华侨认同祖国与中华民族的心理基础。同时，各派在华侨社会中的政治诉求也以国内政治体制为焦点，从而基本上左右了华侨社会的政治认同，从而酝酿和产生了华侨民族主义。20世纪初华侨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对祖国的政治认同，其标志之一，就是遍布各华埠的以“中华”为名称的各种社团组织，如“中华读书社”、“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中华总商会”等。
    三
    如上所述，辛亥革命前，国内的主要政治势力都倾力推动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清朝政府主要通过其使领馆、专使等，在华侨社会中卖官鬻爵，推动与协助建立与国内新学校体制一致的侨校，提倡传统儒学，组建由清朝控制或影响下的中华总商会等。在推动海外华侨对中国文化认同并发展到政治认同的同时，敦促华侨输诚于朝廷，目的在于将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导入对朝廷的政治认同。这种清朝政府鼓励的华侨政治认同，其民族主义色彩较淡，强调的是对中国的支持和对朝廷的传统忠诚。康、梁保皇党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首倡者之一，逋亡海外后经常发表救国救民，保皇保种言论，（注：汤志钧：《论康有为和保皇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1983年，第1113～1127页。）其民族忧患与革命党人没有两样，在华社内激起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保皇党人所热衷推动的在华埠设立孔教会，是其通过复兴传统文化而激发民族意识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其推动华侨认同于中国的主张始终贯穿着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得到海外华侨中上层、包括某些政治上亲满清的社会名流和有西式教育背景的侨界精英所响应。（注：如林文庆与陆佑等，都曾是保皇党的信徒或支持者。）诚如颜清湟所说的，“在新马孔教复兴分子的眼里，恢复了生气的孔教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源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力量。它使中国振兴和富强。”（注：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学会，1992年，第267页。）康、梁的民族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基础，其忠君爱国思想是以民权主义为前提的，这与清朝政府在侨界提倡的传统忠君爱国思想有本质的不同，也是保皇党人能影响华侨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