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社会流动是中国近世社会史的经典议题。既有的研究亦已表明，无论是科举发达的宋、明两朝和清中前期，还是科举不彰的元代和彻底停废的清末，儒士弃儒易业、向下或横向流动的现象不绝如缕。学者们大都以“人”为中心，结合科举制度的演变，运用举例描述和量化统计的方法分析两宋与明清时期儒士的易业问题，探讨社会流动、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等宏大命题。①与之相比，元代的相关研究除元杂剧作者的案例和牟复礼(F.W.Mote)先生尚未完全展开的“精英角色的扩散”(diffusion of the Elite roles)的宏论外，其他基本仍停留在现象描述与史料铺陈上。②本文即尝试以元初江西抚州(下文省称为“抚州”)儒士为对象，通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他们直面科废易业潮流的言行，对元初科举停废与南方儒士的易业问题展开初步讨论。
    元初儒士切身感受科废易业潮流的言论，有两则常为学者所引用。一则是至元四年(1268)九月金末状元王鹗(字百一，东明人，1190-1273)请立科举的奏议：
    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③
    另一则是元初江西儒生黄圣可的观感：
    不意科辍，吾思场屋之文于天下国家无补，幸甚，休其劳。而凡士者，又往往不堪其闲，有去而技术鸣者，有去而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④
    这两则言论虽广为人知，但其同异之处却从未被人深究。它们共同的地方是，都一致指出元初科废后儒士有四种主要的易业流向：胥吏、仆属、技工和商贾。元初抚州儒士中的确有改业为吏、为属、为工、为商者。彭天翼(抚州金溪人，1269-1331)自幼发奋读书，“国初，士族或拘软不事事，因稍习通新故典章，久之，补乐安县吏”⑤。游伯常(抚州乐安人，1232-1283)早年精通进士诗赋。至元十二年被平定何时义军的也的迷失部卒抓住，二人得以相识。至元十八年二月，也的迷失由江西道宣慰使复升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邑有所逮问。君门下士，出入左右，得豫机密”⑥。柳士有(抚州乐安人)的父亲柳中精通《尚书》义，他秉承家学，但“自进士科废，家学无所乎用，遂易业习古篆，锓姓氏名号，遍历公卿大夫之门”⑦。董起潜(抚州乐安人)出身乐安名族流坑董氏，“逮宋亡科废，舍儒而习医”⑧。吴升(抚州乐安人)自小亦治《书》义，有意进取，无奈“年甫壮而此事废，乃纤悉乎计然白圭之策，试辄效，为辄成，而家以肥”⑨。葛继祖(抚州金溪人，1254-1322)少攻进士业，“业成而科废”，时值世务繁重，他“善保其家产，且有增益。筑居室于旧基，又为市以通货物”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记载元初抚州儒士易业为工、为商的序文、传文都言明，他们易业的机缘是科举停废；而为史、为属的却根本没有提及其易业与科废之关系。这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元初抚州儒士将为工、为商视作科废易业的流向，为吏、为属不在其列。而元初抚州儒士易业为工者，并非科举停废的独特景观。在盛行科举的南宋时代，已有诸多士子因科举不第或家计困顿改业他伎。(11)南宋末年，熊景先(抚州崇仁人)家世《尚书》义，“得其家学，每较艺辄屈辈流，几于贡而不偶，于是大肆其力于医”(12)；王谦道(抚州临川人)工诗能文，身挟葬术南游，“前辈巨公皆许可之儒家之术，术家之儒”(13)。元初又有儒士因忠心宋室或家境窘困而改易他业。易伯寿(抚州崇仁人，1221-1305)与隐居崇仁东门之外、种瓜植菊以终的忠宋儒宦李进(抚州崇仁人，1221-？)亲如兄弟，两人每月聚会唱和，未尝间断。易伯寿“儒而逃于医”，似蕴有忠宋之意。(14)陈景和(抚州崇仁人)祖上田业丰赡，可到他这一代数遭变故，田地尽失，他只好“以其力从事于医”(15)。由此观之，科举停废只是元初抚州儒士易业的机缘之一。但因为立足南宋科举制下早已产生的“精英作用的扩散”的易业传统，又与国亡等因素合流，科废易业遂成为元初引人注目的社会潮流。
    而上引两则言论的相异之处便是各自面对科废易业的态度与想法之歧异。王鹗认为，既然科举停废导致儒士易业，那么解决方案很简单，“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但在黄圣可看来，元初儒士易业的主因不是科举停废，而是他们“不堪其闲”。他发明“耐闲”说，自称“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隤然而已。所谓耐闲如此”(16)。原本对黄圣可“耐闲”说不解的友人徐明善闻此亦改容赞道：“先儒谓科口设而圣贤之学微，今科目辍而圣贤之学益微。人欲无涯，异径同壑。富贵利达之情，不以科目有无为增损也。”如果说王鹗是从“事”上用功，尝试通过由上而下地推行科举取士的国家政策改变易业潮流的话，那么黄圣可则是从“人”上着手，试图通过由内而外地践行“存天理、灭人欲”的圣贤之学抵御易业潮流。王鹗对易业潮流的想法及其表达，很容易追溯到其娴习时文词赋的学问根柢。(17)而黄圣可的看法，则极可能植根于其反思科举、追求圣贤之学的学问之道。学问取向构成元初南北儒士直面易业潮流的重要基点。因此，我们可以沿着学问取向观察元初抚州儒士如何直面易业潮流。
    元初抚州儒士的学问取向大抵有专意诗文性理与习学科举时文的分野。(18)习学科举时文者都期望科举复行，自己及儿孙能够科举入仕。可惜他们的期望此时都只能埋在心底，不仅面临治生养家，而且还要面对业成无用、人笑其迂甚至穷困潦倒的痛苦与窘境。部分儒士不能承受，柳士有、吴升、葛继祖、董起潜等人投身易业潮流，陈应东(抚州崇仁人)更索性遁身道流，“业进士。内附后，家毁于力役，遂弃去，学辟谷焉，炼气以终其身”(19)。但更多的儒士还是固守本业，或躬耕田亩，或教书乡里，耕读传家。有突出两例。一是陈仕贵(抚州乐安人，1246-1323)，“国亡科罢，而业之者亦废……守其故业以自娱嬉，不以时所不用而怠”(20)。一是黄逵(抚州乐安人，1267-1338)，“业成而无所用……内附初，郡县不胜于力役，君之家亦病焉”，可他并没有改易他业，而是“徒以其书教授于乡里”(21)。像陈仕贵、黄逵这般元初科废克守本业的抚州儒士，笔者共搜集到14例。个中原因主要是他们自身儒学素养较高、经济条件相对较好、自我选择的结果，但背后其实还有元初江南社会仍看重儒士的文化身份和仍以科举时文考核儒户、推择地方儒学教官的制度保障等因素。(22)这说明，尽管科举停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元初南方儒士易业的速度与广度，但并没有改变南宋以来南方儒士耕读养家的主流观念。
    黄逵是依凭科举时文教授乡里的。有意思的是，虞集却将其行为视为明悟圣贤之学、立志修己治人之举，“而士君子为业，盖论乎帝王之书，明乎圣贤之学，而其志则将以修己治人者也……不以道之污隆、时之用否，而怠其业、易其志也。”黄是否如同虞集所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初专意诗文性理的抚州儒士皆能安贫乐道，坚守素志，遑论易业治生。这类儒士包括两类。一类是元初科废后转攻诗文性理的儒士。如吴廷兰(抚州金溪人，1243-1322)，“进士科既废，乃肆其力于诗……迹不涉及城府，朝夕一室，吟啸自若……家素贫，抚弟如子，私箧无一钱藏”(23)；黄复之(抚州金溪人，1251-1334)，“国初科举废，从故宋南城开国伯周公方、淳安令曾公子良，讲明礼义……先生既不为世用，家又无余财，无恩怨于乡里”(24)；吴辰子(抚州金溪人，1267-1339)，“临川内附，学者多废。从儒先生冯得一、傅阳凤、谢元礼卒业而后已。居家事亲，与兄弟六人处，身任门户之责”(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