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即使统帅阿敏有意“纳质”，但亦需众将首肯，因为后金的战时决策是一个由众将“公同议定”、再报由皇太极定夺的过程。(56)而关于众将的态度，《清实录》中则有这样一段描述：
    李倧遂遣其族弟原昌君李觉(注《朝鲜王朝实录》作“李玖”)、侍郎一员、官四员，偕兴祚来至平山，见诸贝勒。时八旗诸将齐列，阿敏坐榻上，五贝勒分翼列坐。令李觉自角门入，行一叩头礼，抱阿敏膝相见，又以次见五贝勒。李觉进马百、虎豹皮百、绵绸苎布四百、布万五千。诸贝勒待以优礼，设宴宴之。(57)
    原昌君李玖其实是假“王弟”身份、于二月十五日携礼来到平山金营的。从上述材料看，后金众将对李玖之来，颇为满意：一方面，李玖所带物品丰富；另一方面，朝鲜派遣如此高级别的“使臣”，以示谈判诚意，也让众将很是兴奋。岳托等人认为，“和议既成”，“宜令朝鲜王盟誓，即可班师”。众将当日便议定遣刘兴祚等人再到江都，与朝鲜国王李倧约日盟誓。(58)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阿敏所提“担当国事大臣”一款，朝鲜已于二月初五日派出姜絪，作为明确答复。后金“故乃遣臣(指刘兴祚)，使之定和以来矣”(59)。可见，后金众将对于姜絪作为朝鲜“担当国事大臣”的角色是充分认可的。换言之，朝鲜使臣无需出自王族，姜絪的到来足以使金鲜双方进入盟誓细节的讨论程序。这样一来，朝鲜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60)，又派“王弟”出使，就成了“额外”附加给后金的“厚礼”。虽然朝鲜是听了刘兴祚的话、为满足后金“要求”才这样做的，但这件事在后金众将看来终归是有些意外。另据阿敏早前国书意思看，参加盟誓的朝鲜人由“担当国事大臣”本人担当即可，而丝毫未提另遣“王弟”专程来参加盟誓的事。很显然，朝鲜的做法与后金决策层的本意之间存在一些出入，而原因很可能就出在使臣刘兴祚身上。
    第四，刘兴祚奉命与朝鲜在二月十五日的“约日盟誓”内容，也是我们判断后金决策层态度的重要参考。刘兴祚当时所拟誓文如下：
    金国副将刘，奉命来朝鲜国讲和，约日盟誓。不许争竞细故、非理征求，和成之后，即即旋回。王弟到军前同誓，若假此为质，自有皇天罪金国二王子也。(61)
    从这份拟稿看，即使朝鲜“王弟”已至，后金仍无意扣留，甚至还讲出“若假此为质，自有皇天罪金国二王子(即阿敏)”这样严肃的话。这就在根本上反映了后金决策层当时无意“纳质”的真实态度，且表示自己不会非理征求。这份拟稿为半个月之后的“江都盟誓”奠定了“公道偕处”(62)、互不侵犯的基调。尤其是它体现了后金对自身安全的长远关切，而非对朝鲜利益的枉然觊觎，这对于弱势的朝鲜来讲，其实是有利的。而后金之所以在军事速胜背景下依然保持着对朝鲜的防范和一定程度的尊重，当然还是其全局利益所决定的。
    可见，让朝鲜“遣亲子弟”之说是否为后金决策层对刘兴祚的既有授意，我们并不能从现存资料里得出准确结论；至少在二月十五日刘兴祚与李倧约日盟誓时，金鲜之间尚不存在所谓“纳质”问题。但不可否定的是，刘兴祚为达到和谈停战目标，择机提出这一要求，对于推动整个丁卯和谈的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从刘兴祚的措辞看，他本人的态度与后金之前在“永绝南朝”一款上的强硬态度尚有差距，比如，朝鲜是否愿意派遣、是否一定派王室成员，可由朝鲜自己斟酌决定。但尽管如此，“遣亲子弟”之说提出后，朝鲜方面顿感不安：“质子之言，处之诚难，而至于岁币，则答之以物力荡残，无以办出，可矣。”(63)虽然刘兴祚只字未提“人质”，但朝鲜已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于诚信，何以质为?”(64)朝鲜宁可出“岁币”了事，也不肯受此屈辱。但是，“舍小求大”往往是弱国外交的现实归宿，李倧私下里曾讲，“虽入质王弟，比诸永绝天朝，则似有间矣”(65)。于是，在不可能对刘兴祚的要求细辨真伪的情况下，朝鲜不得不着手物色人选，并在姜弘立暗示下，以李玖(本是原昌副令，后被命为原昌君)假王弟之名出送。(66)为了掩饰真相和尽力保护李玖，李倧特在国书中讲：“弱弟生长深宫，不离阿保之手，原无知识，周旋应对，恐多失宜。亦愿勿加咎责，到军前莅盟后，旋即送还，是所望也。”(67)
    那么，刘兴祚在朝鲜使臣姜絪已至金营的情况下，为何又怂恿朝鲜择遣“王弟”莅盟呢?我们认为，速成盟誓是刘兴祚的终极使命，也是后金在外交上逼迫朝鲜“永绝南朝”、制约朝鲜抗金行动(68)的重要一环。因此，“遣亲子弟”一款即使不是后金决策层的既定方案，但也不会违背其根本意志，无损于后金的根本利益。刘兴祚深谙此道，故择机为之；此举若实施顺利，则不仅可以为后金增蓄外交优势，也为他本人取信于后金高层，增添筹码。当然，刘兴祚身为降金汉人，向背有节(69)，他不会因渴求建功而刻意逼迫朝鲜对金称臣。况且，后金决策层早已提出与朝鲜“永为兄弟之国”(70)，表明其无意强作朝鲜的宗主国，金鲜战后关系的定位将是平等的。刘兴祚作为使臣，出于促成和谈的需要，自然也不会随意挑起两国间敏感的话题。
    通过约日盟誓，刘兴祚与朝鲜为停战而速结共识，他本“以为事必完决，欣慰而来”，但却遭到阿敏怒斥：“吾非天朝属国，何以用此天启二字?初既分付刘差，以斥绝天朝，去其年号。然后，受质子、成约誓。今乃如此，刘副将必受重赂，不从我命令，今当罪之。”(71)这段文字是有关阿敏将李玖视为“质子”的首个记载，但阿敏自称早有“受质子”的叮嘱，却并不可信。一方面，史料里没有更早的相关记录，另一方面，二月二十一日，刘兴祚重回江都后，曾密语于朝鲜译官张礼忠：
    王弟入去，二王子，亲爱之。及见答书有天启年号，勃然生怒，有此再诘之端，且未得限内撤兵，可恨。(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