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传统帝制社会里，即使像康熙这样的强势君主，都没有意图和兴趣，构建一套新的哲学和思想系统，取代现存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规范。相反，他们总是依靠现有的理论和观念维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这些理论产生于不同环境，不能完全满足专制皇权的政治需要，后者虽然口头上对之尊崇有加，但并没有真正的兴趣用之控制和改造思想文化。相反，他们倒愿意在维护统治的大前提下，通过容纳不同流派的争鸣和发展，来稳定自己对学术文化思想世界的控制。因此，他们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与20世纪极权主义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留给民间思想和不同声音的空间更为广阔和宽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子升配案，及其前后康熙皇帝诸多彼此复杂对立的政治文化政策，其中间的逻辑和理路，就变得清晰可辨。
    然而，钱穆、葛兆光诸先生在解释康熙时代文化控制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对于20世纪极权主义的高度警觉和强烈憎恶，使得他们在研究康熙时代官方文化政策时，更容易看到二者的相似点，而忽略了这二者的巨大差异，结果就把康熙看作一个20世纪式全能主义统治者，又因为康熙的文字上和口头上对理学的崇尚，就认为理学随着全能化的皇权的提倡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使得当日中国朝野士大夫失去了自主思考的空间和环境。这种叙事，自有叙事者生命历程中艰难苦痛体验的基础，这种阙失，从20世纪中国社会悲欢离合的历史沧桑中，自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用20世纪的问题经验思考解释18世纪的历史，终归是历史研究应当避免的方式。
    如何切除20世纪极权主义阴影的限制，从18世纪的脉络，探讨当时政治权力和思想文化世界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掘的学术天地。
    本文初稿完成后，曾于2013年11月在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教授主持的台湾经学研讨会会上宣读，这里就会议评论人、黄进兴、林庆彰、董建中诸先生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匿名审稿人提供的宝贵建议和批评，谨致谢忱。有关孔庙祭祀及其在明清时代的演变，详参黄进兴先生的经典论述：《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彭珍凤：《先贤先儒从祀孔庙东西两庑之探讨：兼正台湾孔庙东西两庑奉祀先贤先儒之错讹》，《台湾文献》1982年33卷3期，第53-116页；Thomas A Wilson.“Sacrifice and the Imperial Cult of Confucius”.History of Religions，2002，(03)：pp.251-287；朱鸿林：《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见清华大学历史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36-355页；常贵想：《清代前期祀孔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吴静芳：《明嘉靖朝孔庙祀典改制考析》，《成大历史学报》2006年第31期，第113-152页；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湖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房伟：《文庙祀典及其社会功用：以从祀贤儒为中心的考察》，曲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①关于明代孔庙祭祀的典制，详参《明会典》(齐鲁书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九一。有关朱熹的配祀位置，见该卷第27b页。
    ②详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2-293页；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十一章第一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郭松义等：《清代全史》第三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0页；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1-395页。
    ③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道光九年《榕村全书》本)，康熙五十一年秋七月条。
    ④《康熙实录》卷二四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条。
    ⑤《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纂修本)卷四三六，先师庙制。乾隆本《大清会典则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二，第38a页)仅提到此事，但没有收录有关谕旨。
    ⑥《康熙起居注》现分别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关康熙五十一年的记载，见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朝起居注册·康熙朝》第二十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1217-11219页。此条材料承董建中教授惠示，谨致谢意。
    ⑦关于李光地，学术界，如前引钱穆、戴逸等人著作一向评介不高，但是，从1990年代起，不少学者又给予较肯定的评价，代表性的观点详参杨国祯等编：《李光地研究：纪念李光地诞生350周年学术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方小飞：《李光地理学思想研究》，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西方有关李光地的最新成果，见On-Cho Ng，Cheng-Zhu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Qing：Li Guangdi(1642-1718)and Qing Learning,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⑧时下论者多二者并用。如林铁钧、史松主编：《清史编年》康熙朝卷(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3页，就同时援引实录和李光地的说法，未提及两者抵牾之处。
    ⑨王礼主修：《台湾县志》卷六，《典礼志·升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