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
    上文谓《为吏之道》的语言和思想不主某一家，而具有集锦特色，并不是要贬低轴心时期的那些思想大家的影响力，也不是要否定《为吏之道》的思想史价值。其实，集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种意义，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孔子之能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不亦得益于其“默而识之，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和集大成的学术特色吗？从老子对民谚的改造和利用，到孔子的“好学”、“博学”、“学如不及”、“焉不学”，再到《吕氏春秋》杂取各家之学为一家，一直到《为吏之道》的兼采时谚习语，融合各家思想，都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与思想交流和融合的现实，这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国家的统一过程正好同步。老子、孔子和《吕氏春秋》的旁搜远绍，所体现的是精英文化层面的交流和融合。《为吏之道》的集锦特色，从其用词的质木少文和形式的民间特征（如被认为系识字课本的第五节和与《荀子·成相》类似的有民间曲调特征的第八节）考察，体现的则是草根文化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这一点是此前的传世文献所不能代替的，这正是《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之一。
    其次，《为吏之道》的集锦特色虽不能令我们把目光指向具体哪一个思想家及其学术传承，但它能令我们去关注、去认识这些思想家的成长环境。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就好比蓝天下的乔木，其赖以生长的环境就好比阳光、空气、泥土和水分。我们需要乔木，同时也不能没有这样的阳光、空气、泥土和水分。在了解《为吏之道》的集锦特色过程中，我们进行了一次思想寻根。当我们把目光从思想家的个案扩大到缔造思想家的环境时，发现原来诸子百家从语词到思想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有着相似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平台，有着相近的问题意识。随着《郭店楚墓竹简》三种《老子》版本的公布，人们对老子与先秦儒家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原来他们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老死不相往来。通过对《为吏之道》与先秦文献相关性的疏证，我们可以说，不仅仅是儒道之间如此，先秦其他各家之间也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明乎此，就比较容易理解以下几桩学术史迷案：孔子曾求教于老子（见《史记·孔子世家》）；法家人物吴起曾问学于曾子（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大儒荀况竟然教导出了法家学派的理论家韩非和实践家李斯（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和《李斯列传）；甚至也可以解释商君在游说秦孝公时，为什么能游刃有余地依次调动他所学的帝道-王道-霸道-强道之学（见《史记·商君列传》）。
    这个知识、思想的平台非常广阔和厚实，以至于学者们可以各取所需--更确切地说，有些人执着地守望着自己的理想，另一些人则随上之所好，商君的所学与所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与时变化的叔孙通，在秦末汉初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是一个显例。
    第三，说《为吏之道》的思想呈现出集锦特色，也并不是说各家思想在其中具有同等的比重。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主色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而不是法术家思想，这就是前贤时哲那些严肃的讨论文章或认为儒家思想是其主流、或认为道家思想是其基调的原因。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社会，始皇君臣通过发布政令的手段把法术家的专制集权思想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基层官员的行为守则却是典型的儒道思想，由此一端即可见儒道思想的生命力。毕竟秩序的维护和社会的发展还得靠人类社会涓涓滴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以及起码的人性和理性，而不能指望那些违背常识和人性的阴谋诡计（术）和强权。不管到什么时候，法术家的做法只能作为一时之需，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长治久安之道。
    第四，基层官吏利用儒道学说规范自身，这并不能说明最高统治者也在信奉儒道学说；相反，治吏、治民与治身每每有着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对那些专制者而言。若仅仅根据《为吏之道》这一份材料，或者平面地分析《为吏之道》，很容易像有的学者那样得出结论，认为“它说明了儒家思想对秦代社会影响的广泛性、普遍性。”(35)儒家思想再怎么广泛和普遍，也到不了那些专制者身上。事实上，秦始皇父子所实施的暴政本身，最有力地说明了在那个时代儒家学者及其思想完全处在边缘甚至被打压的地位。那么，《为吏之道》中出现的大量的儒家思想又作何解释呢？答案在这份教材的针对性：因为这一份材料是下层官吏的教科书，这从墓主喜的身份和《为吏之道》形式的民间色彩即能说明问题。对于中下层官吏，自然不能教他们学会法术家的阴术和独断，阴术、独断之类只能是君王一己之私，这在《商君书》和《韩非子》中说得非常清楚。需要中下层官吏做到的依然是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优秀思想，如正直、忠信、恭敬、孝慈、爱民--这使得《为吏之道》成为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针对基层官吏的《官箴》，这些已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派和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学派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秦王朝的大小官吏若不是实用主义地从儒家思想中吸取，似乎也别无选择。要了解秦王朝的君道，自然不能从《为吏之道》这种下层官吏的教科书中得到更多的信息，而应该看看《商君书》、《韩非子》中针对君王的谆谆教诲，这不属于本篇的讨论范围，故不赘。要之，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讨论《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也不能无限夸大其在当时的影响。
    第五，作为下层官吏的行为准则，《为吏之道》无论从体裁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呈现出杂凑的面貌，在具体行为上规定得非常细致甚至琐碎，譬如乘马车不能太匆忙，而要叫开道的驺骑慢慢地走（与民有期，安驺而步）；发布命令要力求正确，不能让下属反复请问（将发令，索其政，毋发可异使烦请）。因此，尽管其中的主体思想是儒道思想，但大多是一些技术层面上的守则，其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像孔子那样对于礼乐文明的大关怀，像孟子那样对于王道或者民生安乐的执着追求，像老子那样对大道的企望。《为吏之道》中也两次出现过“君子”一词。在原儒的话语系统中，君子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甚至是守望者，而在这里，却置换成了现存秩序的维护者，作为现存体制的维护者或政令的执行者，往往以能否不折不扣地执行政令作为是否称职的标准。但作为孔孟思想体系中的君子，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都离不开以道为衡量标准的对于现存体制的批判精神，这就决定了这一份下层官吏教科书的思想史价值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