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农政策的经学色彩
    我国最早系统地提出重农主张和重本抑末理论的，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尤其是在秦国和统一后的秦朝，法家学说居于统治思想地位，因而“上农除末”的重农政策也得到较好推行。入汉以后，法家学说遭到贬斥，儒家经学的势力在悄悄增长，治经儒生也开始直接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他们从最高统治集团的现实利益出发，对整个社会作宏观审视，进而进行一些调整、改造，吸收法家等各个学派的思想主张，包括重农的思想理论。
    最早吸收法家思想，提出重农抑商系统理论的治经儒生是贾谊。他曾上书文帝“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文帝“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1]（《食货志》），并下诏：“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2]（《孝文本纪》）到了武帝时期，董仲舒曾进言：“《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1]（《食货志》）他直接从儒家经义出发，阐述了重农的思想理论。此后，重农思想几乎成了儒家经学的专利，连统治者出台各种重农政策时，也往往要称述经义以为依据。如成帝曾下诏：“夫《洪范》八政，以食为首，斯诚家给刑错之本也。先帝劭农，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间者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将何以矫之？方东作时，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书》不云乎：‘服田力啬，乃亦有秋。’其勖之哉！”[1]（《成帝纪》）可见，儒家经学已经与刘汉统治者的重农政策发生了密切关联。
    为使重农政策落到实处，刘汉皇朝依据经学理论，对勤于耕作的农民减免赋税，在经济上给以优惠，并采取假民公田等具体措施，吸引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回归田亩。如章帝曾诏命常山等郡的地方官吏：“《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6]（《章帝纪》）一些出身儒士的清正、明智的地方官吏，也注意依据经学之旨，认真贯彻重农政策。如和帝时黄香为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黄香指出：“《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于是他将园田“悉以赋人，课令耕种”[6]（《文苑传》）。这些反映了经学对重农政策的影响。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诏命和劝勉，经学之士的不断呼吁和率先垂范，两汉时期的重农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从而加速了农业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然而，封建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贵族、官僚们不可能真正为农民着想，为百姓兴利。一些贪官污吏为获取眼前的一己私利，甚至不会顾及整个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处处竭泽而渔，坑农害农。所以，汉朝的重农政策又难以收到多么好的效果。
    （三）经学之士的抑商主张
    入汉以后，在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造之时，经学吸收了法家的抑商主张，以保证重农政策的真正落实，遏止商人势力的过度膨胀，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在这个问题上，汉代经学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昭宣之前，治经儒生虽然从总体上倾向于抑商，但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又表现出对商人的让步和放任。元成以后，随着法家学说的普遍沉寂和儒家经学的完全独尊，治经儒生似乎成了重农抑商的独家发言人。官府的抑商主要是限制商人势力的扩大，并非反对关乎民生的一切商业活动。新莽时期，王莽在“劝农桑”的同时，为抑制富商大贾的盘剥，根据《周礼·地官·泉府》有“赊贷”，另一经学著作《乐语》（今佚）有“五均”的记载，在听取刘歆等经学大师的意见后，依照《周易·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之语，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兼并也”[1]（《王莽传》），随后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置五均官，其中“司市”、“贾师”、“肆长”等职掌，皆与《周礼》所载相同。东汉时期，政府虽然也曾根据儒家经义下令“禁民二业”，“商者不农”，不准商人占有土地，兼营农业，但在总体上却改变了对商业特别是商人实施的抑制、打击的政策，采取了放任甚至保护的态度，致使商人势力畸形发展，社会风尚骄奢淫靡。到了后期，几乎“举世舍农桑，趋商贾”，“治本者少，浮食者众”[9]（《浮侈》）。崔寔、王符、仲长统等清正、明智的经学之士，深感这是民众饥寒、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立足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强烈呼吁重农抑商，崇本抑末，遏止商业和商人势力的恶性膨胀。然而此时东汉政权已经日薄西山，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儒家经学也趋于没落，他们的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三、救灾活动的理论依据
    （一）经学在救灾活动中的功能
    汉代自武帝以后，救灾活动也与儒家经学发生了密切关联。经学著作不仅在文化学术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成了统治者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救灾问题的理论依据。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首次于救灾诏书中称引经义。这一年，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被祸身亡者达数万人。接着又发生雪灾，大批百姓冻饿而死。武帝为此下诏：“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僭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1]（《武帝纪》）至元鼎二年（前115年），江南地区发生水灾，武帝“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1]（《武帝纪》）。博士专掌经学传授，这次却被派出去视察各地灾情，可见武帝已把经学与救灾问题联系到一起来了。
    昭宣之后，在处理救灾问题时，士大夫们往往把是否符合经义作为重要标准。据《汉书·谷永传》，元延元年（前12年），水灾不断，百姓失业流散，而有些官吏却奏请增加赋税。谷永上疏成帝，批评此举“甚缪经义，逆于民心”[1]（《谷永传》）。在救灾活动中，皇帝下诏，大臣上奏，大都称引经书、标榜经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后期。
    我们应该这样看待经学在救灾活动中的功能：一遇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生活无着，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随即增强，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于是最高统治者借助经义，显示仁德，表明自己对受灾百姓的哀悯之情，以赢得拥戴和好感，缓和社会矛盾。当然，统治者对广大劳动群众是不可能真正有慈爱之心的，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