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将以上原则运用于定罪、量刑等司法审判程序，在立法活动中、在确定有关法律的大政方针时，汉朝也多以儒家经义为理论依据。如汉成帝感于“律令烦多”，便援引《甫刑》（即《尚书·吕刑》）之语，诏命“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1]（《刑法志》）。章帝时，陈宠为尚书，称述《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孔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之义，主张“荡涤烦苛之法”，为章帝所接受。后陈宠为廷尉，“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并提议朝廷平定律令，只保留“与礼相应”，“应经合义者，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6]（《陈宠传》）。章帝本人也曾依据《春秋》经传和《礼记·月令》之义，“咨访儒雅，稽之典籍”，“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6]（《章帝纪》）。经学与法制的结缘，还引起了司法队伍结构的变化。专职司法官吏开始留意和重视经学及治经儒者的作用。如汉武帝时廷尉张汤十分器重儒士倪宽，并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参与审理案件。此外还有许多出身狱吏、法律之吏的官员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且用力颇勤，见效极快。如“少学法于父”，“亦为狱吏”的于定国，宣帝时任廷尉，“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1]（《于定国传》）。又如陈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6]（《陈宠传》）。这就大大提高了司法队伍的文化素质。与此同时，大批治经儒者直接进入司法队伍，更使经学迅速渗入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
    应该说，儒家经学与法律结缘，《春秋》决狱的出现，使汉朝最高统治集团能够较为妥善地处理一些棘手的突发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治安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春秋》决狱的出现，使汉统治者获得暴力和怀柔这两种统治方法，以充分发挥刽子手和传教士的双重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改变了繁法严诛的局面，纠正了“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1]（《刑法志》）的偏差，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空间，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儒家经学内容庞杂，派别众多，《春秋》等儒家经典所表达的观念和理论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明确，甚至有前后抵牾之处，所以在判案时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解释。再者，《春秋》决狱多是对经学著作断章取义，缺乏固定界说，容易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混乱情况。这些都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从根本上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妨碍了社会文明的发展。魏晋以后，随着经学的政治作用日趋减弱和封建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备，经学对法律的影响尽管仍然存在，直接以儒家经义定罪、量刑的现象虽然仍有发生，但已远不如两汉时期那样明显和普遍了。尤其是到了唐代，随着唐律的推出，儒家经义、儒家道德基本上实现了法律化、法典化，引经断狱既无必要，也就逐渐归于消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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