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借新生活运动宣扬封建文化糟粕，背离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时代主题。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封建帝制被推翻，儒家学说也不再被人们推崇，民主与科学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几年后，蒋介石集团却企图通过新生活运动把禁锢人民几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重新恢复起来，重新确立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新生活运动期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礼义廉耻”即所谓四维八德，被规定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新生活运动本身也被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运动”（13），以补救“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旧道德的诸般“偏颇”。民国初年曾明令禁止的尊孔祀圣活动又重新泛滥，国民党中委会还于1934年5月31日正式通过决议，决定每年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恢复尊孔。同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又通过有关尊孔办法，给予孔孟曾颜的后裔以优厚政治待遇（14）。针对蒋介石集团借推行新生活运动大搞尊孔复古活动的作法，鲁迅先生曾尖锐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15）。宋庆龄在《亚细亚》杂志上也载文指出，新生活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它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儒教是封建主义的哲学，无疑地，只要一天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天需要孔子之道”；由于儒教“阻碍了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发展”，因此在现代中国提倡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16）。另外，当时《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及胡适等人，也曾对蒋介石集团鼓励复古尊孔提出过批评。总而言之，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集团的所作所为，与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格格不入，这是新生活运动遭到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反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新生活运动提出的一些生活目标和准则，严重脱离中国实际。
    新生活运动期间，蒋介石集团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提出和推行了一些旨在改进国民生活习俗，使之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生活目标及行为标准，这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这些生活目标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因为在当时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广大民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榨下，生活极度困苦，许多人连最低限度的温饱都难以维持，怎么还能关心“整齐清洁”、“文明生活”。拿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提出的“惜时”、“节用”、“爱物”三大口号来说，当时就有人尖锐指出，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比较，是“最爱惜光阴”的，广大农工每日劳作都在10小时以上，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维持生活”，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惜时，是如何省时”。关于“节用”，“中国大部分国民，是衣不足，食不饱，住不蔽风雨的贫民，是无物可用的贫民，他们已到节不可节，节难再节的地位了”，因而“真正问题不是节用，而是有物可用”。关于“爱物”，“中国大部分国民，爱物亦已达极点。草根树皮充饱，破衣粗麻蔽体，茅茨土阶为室，此非爱物，如何方是爱物？”所以中国“病不在奢侈耗费，而在虽知爱物，无物可爱”。总之，在当时政府提出所谓“惜时”、“节用”、“爱物”之类的口号，“实已文不对题了”（17）。无视客观实际，盲目照搬外国，是新生活运动因缺少民众支持而导致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四，新生活运动推行者言行不一，使新生活运动缺乏说服力。
    在新生活运动期间，那些负责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国民党权贵们往往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要求百姓信守新生活运动的道德规范，自己则很少依照执行，不愿受新生活运动条规的约束。正象有人所提出的那样：“目前领导新生活运动者，必须立刻解决最大的问题，中央委员可以免费坐头等车，老百姓出了汗血之资换来的车票，却只好挤在乌烟瘴气的‘四等客车’中，试问：在此种情况之下，新生活运动，究有多大意义？”（18）更有甚者，不顾人民死活，大发“新运”财，以至社会上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来讥讽新生活运动，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忘八），孝悌忠信礼义廉（无耻）”（19）。对此，周恩来曾深刻揭露道：“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20）这种只对下不对上的新生活运动，很难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去拥护。
    此外，生活习俗的改良需要说服、教育和劝导，不能靠强迫命令。而那些负责执行新生活运动纠察任务的宪兵、警察们平日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惯了，对未执行规定的百姓常常是非骂即打，以至有“新生活打人”的说法（21）。象这样强迫人们改变生活习惯的做法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综上所述，从抗战爆发前三年多新生活运动的实践看，这场由蒋介石亲自倡导和发起的运动实际上在当时已基本归于失败。新生活运动之所以推行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是因为这一运动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因而其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这样，新生活运动达到其发展顶峰之日，也是它开始走向衰落之时。只不过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延长了它走向失败的时间进程。
    注释：
    ①《新生活运动一周年》，见1935年2月19日《武汉日报》。
    ②《新运导报》第3期，1937年2月发行。
    ③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1934、2、19），《革命文献》第68辑，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