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的指导思想、具体原则方法及其慎重的态度，都能够反映出来。其他书录详略不一，整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相同的。
    有些书错乱得比较厉害，他们予以了重新整理，甚至新定书名，例如《战国策书录》云：
    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后来所见到的《战国策》是刘向等人整理的、定名的。还有其他一些当时杂乱无章的书，也是这样整理的，如《说苑书录》云：
    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误。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复）今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说）苑》，皆可观。
    这是他对自己的书，重新整理编次。校书工作量是很大的，除上述收集、整理、分类之外，还包括认真的“校雠”等，都是费时费力的细致工作。虽集中了当时一些专门人才如任宏、尹咸、李柱国、杜参、班斿、王龚等人，分工合作，刘向是主持者，辛勤工作了近二十年（从成帝河平三年“校中秘书”开始，直至去世）。
    究竟整理了多少图书？当时整理的《别录》和《七略》均已失传，从根据《七略》编撰的《汉书·艺文志》来看：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宾，百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据后来的其他记载，《七略》所记家数还多一点。这里就不必细考了。
    总之，刘向校书时是有依据的，但别择选裁却是他们作的。后来看到和流传的图书，文字、篇章甚至有些书名都是他们定的，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认定乃至改造。这是很大的工程，也是很大的贡献。但是，后世看到的群经诸子各类图书，包括汉代也包括汉代以前的，都是刘向他们认可的。他们的思想、水平、原则、方法，我们不能不注意，唐宋以后产生许多辨疑，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由于这种整理而产生的。在儒家、经学已占主导地位的当时，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如上引《晏子叙录》所云：“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
    我们研究学术史，一定得重视这一情况。
    （五）东汉诸举措及其意义
    从西汉经过王莽到东汉的政治变化，虽有国家图书的散失“泯尽”（如前所引述），但从朝廷对学术的政策和措施看，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开始或者可以说是“拨乱反正”，内容多半是作为统治者非做不可的，而且多效仿西汉，其结果或者可以说是“物极必反”。
    整个东汉时期的各重大举措，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说：光武帝之“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术阙文”，“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以及“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等等；明帝之“建三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还有：
    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再就是前已引的章帝之“大会诸儒於白虎观”“如石渠故事”；和帝之“数幸东观，览阅书林”等等；“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本初元年在梁太后的提倡下“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一直到灵帝时立熹平石经。
    以上情况说明，东汉一朝自始至终都有关注和影响学术发展的各种举措。这些举措我们可以综合作些说明：
    首先，与西汉不同，面对“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一开始就重视了学术的发展，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这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已经比较成熟，当然与光武帝之“爱好经术”的个人素质有关，这方面刘邦是不可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