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传是最重要的一类书，其中“春秋”一类，除了《春秋古经》以及后来所称“三传”之外，《新国语》、《战国策》直至《太史公》（《史记》）、《汉大年纪》等，后来“史部”的书都收在其中，这主要因为《春秋》属于“五经”或者“六经”之一。
    另一大类就是“诸子”，这是次于“经传”的一类，序文中有“下及诸子传说”之言。“诸子略”虽然只列了“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巳。”（大约“小说家”属于“传说”之类，不能与其他九家相提并论。）其所强调的是“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其“诸子略”虽只列了九家、十家，实际上“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均应归于“诸子”，所谓“诸子百家”，实际上这几略的图书，后世都收在四部的“子部”之中，这是无需多论的。
    至于“诗赋略”的独立，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诗赋这种后世称为文学的东西，有言志、风谕之类的作用，古代诗歌集《诗经》巳被列为“六艺”之一了，另方面从屈原以后的诗歌和赋（“不歌而诵谓之赋”）日益增多，并且如同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师古曰”辞人，言后代之为文辞。）所以如同《后汉书》之于“儒学列传”之外增列“文苑列传”一样，诗赋又单列一略了。
    总之，以经传为主体的这种图书分类，应该是汉代经学地位日益提高的反映。
    其次，我们要谈汉代各种书籍形成和流传的情况。也先从经传讲起，《书》经的例子是比较突出，也是比较典型的。《汉书·艺文志》写道：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
    类似的记载不少，大同小异。我们要说的是初始情况，《史记·晁错传》正义写道：
    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年九十余，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也。
    伏生的《尚书》从哪里来？其本有无问题？战国时期必有一些变化，这些且不说它。晁错所读或者所笔录下来的，可以肯定不会是伏生壁藏书的原貌，有十分之二、三是晁错弄不清楚，而是“以其意属读”的，其中晁错的理解就不可能与原文完全符合。因此，所谓伏生的《尚书》，只不过是晁错审定、记录的《尚书》。以后欧阳、大小夏侯的一传再传，那都是汉人理解的《尚书》了。至于今古文《尚书》及其真伪等问题，都是发生在汉代的。先秦的《尚书》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说，但也并非毫无希望，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其中就有一些有关《尚书》的文字，显然是与传世本有所不同的。或者什么时候出一个较完整的真正古文《尚书》，那当然是大好事。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否定自汉以来传世的《尚书》，甚至可以作更好的比较，作更有意义的学术思想史发展的研究。
    其他经传诸子书籍，基本情况莫不与《尚书》相同，当然也有具体的不同。例如《周易》，因为被认为是占筮书，不在秦王朝禁、焚范围之内，与其他经子的流传要顺利一些，但流传中自然也有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易经》残本，虽卦名和今本相同，但次第颇不一样，字形也有不同。汉代流传的本子，早期的《杨氏》、《蔡公》……古五子》等等，以及施、孟、梁丘等人的章句，大都亡佚了。但是易学在整个汉代学术和思想文化中是有着重要地位的。汉人关于《周易》的解释离不开“象”、“数”，随着时势的变化，也不断变化。
    再例如《诗经》，也和《尚书》不同，《汉书·艺文志》说：
    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这关于《诗经》的概述最为简明。首先是“遭秦而全”，这“全”是相对其他经而言的，原因是“以其讽诵”，本来经传诸子大多是口耳相传的，大约因为诗歌可以吟唱，有韵，易上口，易背诵，所以能够比较保存得“全”。但是汉初就有所谓齐、鲁、韩三家相传，也是有几个不同传本，至于其解释，班固已认为“咸非其本意”。毛公之学当时虽未提立于学官，但后来传世的却是毛公的传本，所谓《毛诗》，是汉代的本子。
    至于礼、乐二经，绝对只有汉人纂辑之书，虽有周公制礼作乐之说，但最多也只会有战国时形成的作品，到汉代重新纂辑，甚至汉人创作的东西。后世见到的是汉代成书的《礼记》、《乐记》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