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类本是史书，按照秦王朝的“史官非秦纪皆烧之”[2]（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史书是会有些保留的。但是和其他书籍一样，民间口耳相传的书，乃至冒险私藏的书，是无法禁绝的。《左传》可能有战国古本，有汉初张苍献《左传》一说，《汉书·儒林传》也说张苍、贾谊等人“修春秋左氏传”。张苍作为秦朝掌管图书的御史，手中有《左传》是可能的，至于“（贾）谊为《左氏传训故》”[3]（儒林传），是否受之于张苍有待再考。还有“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3]（儒林传）这类的记载，表明以传诗为主的申公也兼及它书的传授。然后，《春秋》及三传之所以得传，除了一般的书皆有口耳相传者外，恐怕因为《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有更大的作用，三传赖《春秋》经以传，但均为汉人写定，也是确定无疑的。
    综观以上所述，重要的儒家经典，都是在汉代逐渐定型的。当然不是无中生有，但几乎全都经过了汉人的审读、整理，与原来的、与战国时期的图书相比，有或多或少差异，甚至也有为汉儒所创作的，这种情况随着时代、随着汉儒思想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下面还要涉及）。这是应该注意而又注意得不够的一个问题。
    诸子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先秦诸子书在汉代又是如何流传的？这里也简单谈谈。
    秦始皇时李斯建议中，“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2]（秦始皇本纪）一句，说明诸子百家书是禁挟的内容之一，但东汉王充又有一个说法：
    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4]（书解）
    王充的话有多大可靠程度？很难说，王充时能看到诸于书是可以不必怀疑的。问题是诸子书是怎样在汉代流传的？我想，应该和经书的流传一样，首先是口耳相传，然后才记录下来。有点不同的是，诸子百家兴起于战国，有些离秦汉很近，他们的一传、再传弟子，在秦代甚至汉初还活着，吕不韦集合的门人，大多是诸家学派的门人弟子。诸子文篇传下来是毫无问题的。有些子书在编成之时，就会有弟子们所增删的内容，这是不足为怪的。到了汉代，传授和记录会不会有变化？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近三十年出土战国秦汉的简帛，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使我们能很好、很有力地说明问题。
    请以《老子》为例，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两种帛书《老子》（甲、乙两本），与后世流通本相比，与汉代河上公的本子相比，一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变化，是在汉代发生的；二是字句的不同，包括衍文、夺文、错字以及如何句读等问题，有些字句关系思想认识很大，例如通行本《老子》37章所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帛书的两本子中都作“道恒无名”而且下面没有“而无不为”四字。严遵的《老子指归》中此章亡佚，无法对比，但河上本的字句与今本是相同的。说明此类改变也是在汉代。
    另外，帛书本是汉初改定的呢？还是战国时期已形成的定本呢？从新出土的郭店竹简《老子》看，这是又一个值得再探讨的问题。汉代的《老子》，司马迁说有“五千余言”[2]（老庄申韩列传），帛书本是5467个字。后人看到的主要是汉《老子》。
    先秦古籍的许多变化都发生在汉代，再举一例，那就是兵书，后世所传兵书，主要只有一种《孙子兵法》，是孙武所作，还是孙膑所作，曾为千余年的疑案。实际上西汉初年两种兵法都是存在的，司马迁讲得很清楚：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2]（孙子吴起列传）
    但到《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只有残存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了，“《齐孙子》八十九篇”已经亡佚，所以才有对传世本的疑案。然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中就既有与世传本相同的《孙子兵法》，也有《孙膑兵法》，解决了千年疑案。《孙膑兵法》从有到亡是发生在汉代的，很明显汉代人有一个整理兵书的过程，这一点《汉书·艺文志》也写得很清楚，著录各类兵书有“五十二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按：实为56家806篇，图50卷。）但大多数亡佚了，残存的只两三家，这是因为汉初经过很大的整理，整理的大致情况是：
    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