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有近200家的兵法，这反映战国时讲兵法的人很多，汉统一之后。战争相对减少，讲兵法者自然减少，朝廷集中保存的又遭“诸吕”“盗取”之类的变故，所以大多数兵法书都亡佚了。银雀山出土的兵书，是属于地方的、私藏的，除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之外，还有《尉缭子》、《六韬》和一批其它属于兵家的遗简，如《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孙武传》、《四变》（后者为整理者所加篇名）等等。
    《汉书·艺文志》的“诸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著录的图书数目不少，其最后总结说：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但是著录之时，大多注明了“亡”、“残”，实际存在的不过五、六分之一。也许这只是刘向、刘歆或者班固等人见到的情况，或者政府藏书的情况，分散的、民间的肯定会多一些，所以后来有人引用的“佚书”，以后会有类书的某些徵引，再然后才有可能辑佚。由《艺文志》所反映的这种图书变化情况，足见汉代是先秦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整理也可说是研究，严格地说真正的学术史及其研究是从汉代开始的。这个结论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很有点道理，下面我们再从另一些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
    二、影响学术发展的重大举措
    秦始皇本来想传至万世，但二世而亡，人们对秦亡原因探讨了二千多年，不外乎统治思想不对、政策不当、“举措暴众”等等。汉朝建立，当然希望长治久安，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统治者逐渐认识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巩固统治的措施，例如政治上清静无为，经济上“与民休息”，等等。然而“长治久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思想统治，这是一个需要从长计议、不断摸索的问题。刘邦从讨厌儒生、“谓读书无益”到朝孔、检讨自己“多不是”[5]；文、景之不好儒到增设博士；以及各种礼仪制度的建立等等，都与统治思想建立有关。统治思想会体现在政策、法令之中，最后还会集中到学术思想上面。统一思想就必定落脚到统一学术。汉代学术或被称为经学，经学或者儒学是经过一系列重要举措形成其主导地位的。重要的有如下一些：
    （一）博士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
    《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
    大致上说，博士在秦朝已成为一种官职，地位不是太高，但比较特殊，是对“博学”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任用，他们“博通古今”，“辨于然否”，“国有疑事，掌承问对”[6]（百官志本注）。可以直接向帝王出谋献策，也可以只是一个摆设，如秦始皇时卢生所说：“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2]（秦始皇本纪）。
    博士作为官职，秦代已有是可以肯定的，有名姓可考者至少也有十来个。汉朝继承了这种制度，汉朝初年设立博士的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但至少文帝时就正式设立了，有诸子的专书博士和儒家的专经博士（二者有联系），主要记载依据有：《汉书·楚元王传》记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云：
    （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东汉人赵歧曾说：
    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置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7]
    还有“孝文帝始置一经博士”[6]（覆酺传）等说法，这些当然还需要具体考辨，但文帝时已设立博士官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数目还不少，《汉旧仪补遗》说：
    孝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朝服玄端，章甫冠。
    这些博士是否“具官待问”这里且不详说。至少可以说，汉初对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已经关注并作了安排，他们稍后又有不少弟子。
    博士制度到了汉武帝时有一重要变化，那就是“置五经博士”：
    武帝建元年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3]（百官公卿表）
    武帝以后的变化更多更大，包括弟子员的增加等等。总之，博士制度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在一定意义上与后来的科举制度相同。因此，班固在《汉书·儒林传》的最后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师古曰：言为经学者，则受爵禄而获其利，所以益劝。）
    本来从秦开始，博士中儒生是占主要地位的，数量最多，五经博士设立之后，博士就完全为儒家垄断了。这种情况的影响，自然是儒学、经学占主要地位。因此，从学术发展看，博士制度是一个极重要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