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非常陌生。但是，我党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的经验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个体农业，我党充分认识到农民的特点，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就采取趁热打铁的方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全作的道路。在实践中创造了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的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种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既避免了由于生产关系突变而引起生产力的破坏，又逐步培养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的适应性，使他们易于接受。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即采取了从初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中级形式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再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由初级到高级、由分散到集中的逐步过渡的改造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使我国的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第一次变为现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多次回忆说：“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27）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有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28）在“一五”期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照抄苏联是必要的。照抄本身，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又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中我们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学到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由于我们采用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就可以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进行重点项目建设，有利于迅速改变我国工业落后面貌。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严重的弊病，不利于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容易造成基建投资膨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经济效益低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弊病就明显地暴露出来。
    总之，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只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商业改造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这都是没有很好贯彻实事求是的毛病。当然，这些问题是不能与我们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
    三、深入调查研究，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认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及时提出“以苏联为鉴戒”，避免重犯苏联、东欧的错误，开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
    这一探索是从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开始的。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但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真正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却很少，不免在工作中也带有主观主义色彩。1955年12月初，刘少奇为起草“八大”报告作准备，从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先后找32个部委领导谈话。为了解决合作化中有关问题，毛泽东于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他找沿途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为了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他又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从2月14日开始，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详细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建国后进行的两次重大的调查研究活动。这两次调查活动，对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国情，总结经验，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起到了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两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形成了一整套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9）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30）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始终贯彻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31）这与建国初期处处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态度显然大不一样了，而且对苏联的经验要采取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态度。这是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大进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重申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