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
    萧吉，字文休，本籍南兰陵（今江苏常州武进）。本传见于《北史》卷八九《艺术》上、《隋书》卷七八《艺术》和《通志》卷一八三《艺术》三。传称萧吉出身齐梁宗室，祖父是梁武帝萧衍之兄、长沙宣武王萧懿。
    据《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萧懿之父萧顺之，南齐太祖萧道成（479～482在位）的族弟，历任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等宫廷要职。生子十人：萧懿、萧敷（永阳昭王）、萧衍（梁武帝）、萧畅（衡阳宣王）、萧融（桂阳简王）、萧宏（临川静惠王）、萧秀（安成康王）、萧伟（南平元襄王）、萧憺（始兴忠武王）、萧恢（鄱阳忠烈王）。武帝即位后，尊萧顺之为“文皇帝”。长子萧懿，字元达，南齐著名将领，早年袭爵临湘县侯；历任晋陵太守、梁南秦二州刺史、豫州刺史领历阳南谯二郡太守、尚书吏部郎（中书令）等职，称得上是朝廷重臣。后受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8～501在位）忌害；危急关头仍竭尽忠诚，拒绝叛逃流亡的建议，昂然声称：“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耶”，与弟萧融一起服毒， 死得极其从容。 南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追赠萧懿司徒、太傅衔；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追崇丞相，封长沙郡王，谥号为“宣武”。
    据《梁书》、《南史》的记载，萧懿至少有九个儿子，长子至五子为萧业（字静旷，事见《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萧藻（字靖艺，与萧业同传）、萧猷（谥“灵”，事见《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上）、萧朗（字靖彻，与萧猷同传）、萧明（字靖通，与萧猷同传），第九子为萧象（字世翼，与萧猷同传）；第六、七、八三子名号、事迹不详。《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称萧懿七子，恐怕有误。
    由上所知，萧吉的祖父萧懿是梁武帝的长兄，南齐一代名将；其父是萧懿九子之一（很可能是第六、七、八子之一）。据江苏丹阳《开沙萧氏族谱》，萧顺之是西汉丞相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则萧吉当为萧何的第二十八世孙。（注：《开沙萧氏族谱》卷十四《古谱存疑录》，近支世系图。宣统二年（1910）第四次重修。）萧吉与他叔伯父、从兄弟之间的交往关系不明，文献上未作任何记载。
    萧吉的生年无确切记载，估计生于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据《北史》本传：“江陵覆亡，归于魏，为仪同。”梁都江陵陷落于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 《隋书》本传所谓“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的记载，在“归于魏”或“归于周”的时间上略有偏差，应以《北史》为准（《通志》亦同于《北史》）。“仪同”，仪同三司的略称，谓同三公之仪制，始于东汉。魏晋时代，武官凡将军开府者，称“开府仪同三司”；文官光禄大夫以上，亦并得仪同三司。“仪同”是一种“散官”，即官职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实官）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径称“仪同”，包含某种荣誉性质，由“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注：郑樵《通志·职官略》第七，文散官第十二。）西魏仿《周礼》设官，废尚书省以下诸司；仪同三司位居从一品，是很高的荣誉衔。“萧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二曰齐梁房”，（注：《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萧吉是梁武帝齐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时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禅位于北周（557～581），萧吉继续在朝廷任职，位望通显，并有专折议事之权。《北史》本传称：“周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 ”北周宣帝宇文贇（578～579在位）是一个极端荒唐的昏君。 《周书》卷七《宣帝纪》对他口诛笔伐：“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穷南山之简，未足书其过；尽东观之笔，不能记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当然不会接受“胜国旧臣”萧吉的劝谏。附带指出，与萧吉同时的庾信入仕北周后常有乡关之思，因作《哀江南赋》以寄其意，自伤欲归不得。而萧吉对故土好像没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两年，一病呜呼，年仅22岁；其子宇文阐即位，是为周静帝（579～581在位）。静帝是一个7岁的娃娃， 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外戚杨坚手中。仅仅两年，杨坚就取宇文氏而代之，推翻北周，建立了杨氏隋朝，萧吉从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北史》本传：“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上仪同”，即“上仪同三司”。隋朝的“仪同”级别低于北朝，为正五品，“上仪同”为从四品。（注：《文献通考》卷六六，职官二十。）隋朝开国，“进”萧吉为上仪同，至少在名义上是擢升了，或许这也是考虑到他在周宣帝时曾有清流搏击的表现。“本官太常”，为萧吉担任的实官。职掌类似《周礼》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礼郎、协律郎、两京郊祀署等职，具体负责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等礼仪事务；该职一向“以忠谨孝慎者居之”。（注：《职官略》第四，诸卿第七上。）萧吉在太常任内考定“古今阴阳书”，属于本职正办。按“古今阴阳书”，不是指一部专著，而应是指此前流传下来的各种阴阳类文献，如《杂阴阳》、《泰一阴阳》、《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诸王子论阴阳》、《太元阴阳》、《三典阴阳谈论》、（注：《汉书·艺文志》。）《阴阳遁甲》、《阴阳婚嫁书》、《嫁娶阴阳图》等。（注：《隋书·经籍志》。）但其“考定”的成果，则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五行大义》的内容有直接关联。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作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