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起，唐朝由盛转衰，诸帝借崇道以救时弊，所以唐后期宫禁内道场活动继续兴盛。肃宗曾于乾元二年（759 年）在“大明宫三殿前设河图罗天大醮”（注：《册府元龟》卷 54 《帝王部·尚黄老二》，605页。），这年史思明复叛，洛阳再次沦陷，叛军威胁关中， 肃宗在此时重开内道场，其救急之功能一目了然。代宗更加迷信，他曾因天灾人祸而“别居斋宫，祷于神明，……静事无为，以助晏阴，以弘长养”（注：《旧唐书》卷11《代宗纪》，300页。）。 不过这一时期皇室佞佛亦深，所以佛教内道场的势力相对更为炽盛。
    德宗即位之初，“尤恶巫祝怪诞之士。……罢集僧于内道场，除巫祝之祀”（注：《旧唐书》卷130《李泌传》，3623页。）， 图谋振作，有所作为。但建中、贞元之际，内乱与边患交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朝廷危急，德宗被迫重开内道场。史称：“德宗晚好鬼神事”（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9《李泌传》赞，4639 页，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稍以时日禁忌为意”（注：《旧唐书》卷130《李泌传》，3623页。）。贞元三年（787年）“作玄英观于大明宫北垣”（注：《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358页。）； 十三年（797年），德宗亲临兴庆宫龙堂祈雨（注：《旧唐书》卷13 《德宗纪》下，385页。）。道教内道场开始恢复， 至宪宗元和年间渐趋兴盛。元和九年（813年）， “内出道教神仙图像经法九轝以赐兴唐观”（注：《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606页。）。 《田法师玄室铭》记载了元和年间内道场的盛况：
    仙师姓田氏，讳元素，字知白。……元和己亥岁（819年）有诏， 召入宫。宪宗一见，甚器异之。于玉晨观特为修院，居止焉。夏六月，讲次□□□□，一闻法音，再三加叹。遂赐章服、玳瑁冠、玉簪等。锡赍重叠，辉映法徒，□为一时之盛也。每一讲说，妃嫔已下相率而听者仅数千人。或舍名衣，或舍□宝，愿为师弟、升堂入室者，不可数焉。
    田元素在内道场供奉，历经宪、穆、敬、文四朝，倍受宠信，他曾请求居山中修道，有诏赐许，“而太后惜其德能，遽违不听。……忽染微疾，天医御药，道路相望。□后亲向， 给侍医药等物焉”。 大和三年（829年）终于玉晨观私院，身后备极哀荣，“太后哀恸，□上兴悲。……赙绢三百匹，钱百万，以充丧事，礼也。门生擗踊，□侣号啕。千有余人，崩心洒血”（注：樊光春：《陕西新发现的道教金石》，《世界宗教研究》1993（2）。）。 敬宗时内道场的供奉道士多达几十人，据《旧唐书·敬宗纪》载：宝历二年（826年）八月， “令供奉道士二十人随浙西处士周息元入内宫之山亭院，问以道术”，九月，“命两街供奉道士赵尝盈等四十人，于三清殿修罗天大醮道场”（注：《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607页。）。 文宗时频召女道士入内道场作法事，大和四年夏，为回元观造钟楼，诏命“女道士侯琼珍等同于大明宫玉晨观设坛进箓”（注：樊光春：《陕西新发现的道教金石》，《世界宗教研究》1993（2）。），开成二年（837年）正月“召麻姑山女道士庞德祖自录台门留止玉晨观”（注：《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607页。）。由此观之， 大明宫内玉晨观是一处重要的内道场。
    唐后期内道场规模最盛当推武宗朝。武宗是历史上著名的崇道皇帝，他即位不久就“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注：《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585～586页。）。会昌元年（841年）六月， 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注：《旧唐书》卷18 上《武宗纪》，587页。）。赵归真“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 武宗立即“遣中使迎之”。赵归真、邓元起与刘玄靖等人出于门户之见，“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之，帝颇信之”（注：《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600页。）。 会昌灭佛的主要原因虽然不是佛道相争，而是更多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道士们的怂恿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高僧圆仁记录了会昌年间道教内道场的情况：
    （会昌四年）为破潞府，敕召道士八十一人，又于内里，令作九天道场。于露处，高垒八十床，铺设精彩，十二时行道祭天尊，乾脯酒肉，用祭大罗天。四月一日起首，直到七月十五日为终期。其道场不在屋舍内，于露庭中作法。晴明即日炙，雨下即霖身，八十一人中，多有着病者也。……长生殿内道场，自古已来，安置佛像经教，抽两街诸封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每日持念，日夜不绝。今上便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于道场安置天尊老君之像，令道士转道经，修炼道术。（注：[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唐代宫禁内庭一直设置有佛教内道场，内道场之说起初大概即专指佛教内道场（注：参阅张弓：《唐代的内道场与内道场僧团》，《世界宗教研究》1993（3）。）。 随着皇室在内庭日益频繁地开展崇道活动以及征召和安置高道逸士的需要，方始广建道教内道场。由于佛道相争激烈， 这种争斗势必蔓延到宫禁大内。 长生殿内道场本是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新建成的一座“以祀天神”的内道场， 也名集灵台（注：《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216页。），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改设佛教内道场，以后诸帝曾频召高僧大德入内主持法事，德宗、宪宗还曾于此道场供奉佛骨（注：德宗于内道场供奉佛骨事见《册府元龟》卷52《帝王部·崇释教》；宪宗迎奉佛骨于内道场事见《宋高僧传·端甫传》。）。文宗大和九年（825年）四月， 翰林学士李训曾“请罢长生殿内道场”（注：（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2，见四库存目本。），成为武宗会昌年间彻底拆毁和改建长生殿佛教内道场的先声。但因这个内道场历史悠久，断续行事已近80年，因此武宗起初并未遽然停废，而是先采取僧道同道场行事的步骤。会昌初年，武宗还于其生日德阳节（六月十二日）重新“置长生殿道场，及设内斋，僧道献寿”（注：（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内道场》，见《大正藏》卷54。）。及至“会昌禁佛”高潮时才停废长生殿佛教内道场，改为道教内道场。肃、代二宗因迷信佛教常遭后人嗤笑，为平叛和遏制边患，他们经常延请大批僧人于内道场晨昏念佛， 动辄数百人， 声闻禁外（注：《旧唐书》卷111《张镐传》，3327页。）。其实，从圆仁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即使如武宗这样英武明智的君主，也未能脱出宗教迷信的误区，他为平定藩镇泽潞刘稹，也于内道场大兴法事，只不过是由肃、代的主要佞信佛教转而寄希望于道教保佑而已。
    唐宣宗即位后，虽一反会昌行事，下令兴复佛教，但佛教内道场似乎并没有重新恢复，而道教内道场却继续兴盛。如武宗在大明宫修建的望仙台，直到大和八年（854年）还“复命葺之”， 只是由于“右补阙陈嘏抗论”才罢修营，改为文思院（注：（宋）王溥：《唐会要》卷50《杂记》，10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宣宗还在内道场“受三洞法箓于衡山道士刘玄静”（注：《资治通鉴》卷248， 6028页。），晚年又召罗浮先生轩辕集入禁中道场，问以摄养之事（注：《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642页。）。僖宗也迷信道教， 他曾受大洞箓于茅山道士吴法通， 成为“道士皇帝”（注：《道藏》第5册《茅山志》卷11。）；而且还在宫中置金箓道场祈雨，据《道教灵验记》卷14《僖宗金箓斋祈雨验》载：宰相郑畋因久旱不雨，“请应天节日殿上选两街道士各七人，于内殿置金箓道场七日，……请皇帝捻香祈祷”，僖宗从之，果然大雨。当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时，他还召道士范希越入宫，问以殄灭黄巢、收复长安之计，并命其在禁中内道场醮祭祈祷（注：（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验》，见《云笈七籤》卷120，872页。）。
    综上所述，道教内道场从唐初至唐末一直常设，唐皇室通过内道场从事各种名目的道教活动，如祈雨、止雨、安置入道妃嫔宫人、祈请消弭内忧外患、皇帝行道、受箓、炼丹、问道，甚至收集和整理经书。由于唐皇室自认为太上老君李耳之后，尊崇道教，下令将道士、女冠划归掌管天子族亲属籍的宗正寺管理（注：关于道士、女冠归宗正寺管理问题，史载不一。杜光庭《历代崇道记》只是笼统地说，乾封初（666年），唐高宗上老君尊号，“又敕道士隶宗正寺， 仍立位在亲王之次”。《佛祖统纪》卷39载：仪凤三年（678年）， 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庙，高宗因下敕令道士自今宜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犹龙传》卷5与《混元圣纪》卷8则均系其事于仪凤四年（679年）。 另据《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宗正寺崇玄署”条载：“开元二十四年（ 735年），道士、女官隶宗正寺。”看来道士、女冠归宗正寺管理之事，中间有过反复，高宗时确定，极有可能在武周改制时废除，至玄宗时又重新确认道士的“宗亲”地位。），确认道徒为其本家，所以有大批道徒出入宫禁，供奉于内道场，为王朝政治服务。他们之中的上层分子还被授以高官厚禄，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甚至干预国政，参与内廷政争，对唐代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