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建立了四夷馆，以供四方民族和国外来者居住。本文即对四夷馆的方位、设置的时间、馆内居住民族的成分和居住状况及设置的作用作具体论述和考证。
    一
    据《洛阳伽蓝记》载：“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范祥雍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表明四夷馆及四夷里位于永桥以南，圆丘以北， 御道两旁。
    永桥，指架于洛水之上的浮桥。《洛阳伽蓝记》载：“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 ”（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59页。）宣阳门，是北魏洛阳内城南城门之一。 史载南城墙有四门，自东向西为开阳门、平昌门、宣阳门、津阳门，因洛河改道北移，毁于洛水，迄今无迹可寻。（注：参见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第3-4页。）由宣阳门出，南行四里至永桥。圆丘，为古时祭天之坛，此处所指应为宣武帝所立的圆丘。史载景明二年（501）十一月壬寅， 宣武帝“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注：《魏书》卷8《世宗纪》。）由《洛阳伽蓝记》所载， 四夷馆位于伊河与洛河之间，这里的圆丘当指立于伊水之阳的圆丘。御道，应指北魏洛阳内城里铜驼街在外廓城的延续。北魏洛阳城内城有南北纵街4条，基本上都与城门相连，铜驼街即为其中之一。 从北魏洛阳城宫城南墙偏西处的宫城正门阊阖门南出即是铜驼街，考古工作者已勘测出阊阖门遗址，并已勘测出从此门出向南直达洛河边的一条纵道，残长1650米，宽约40-42米，道两旁发现有大面积夯筑殿基。（注：参见《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第33页；《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这一发现，合于史籍所载。 《水经·穀水注》云：“穀水又东迳宣阳门南，故苑门也，皇都迁洛，移置于此。对阊阖门南，直洛水浮桁。”（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2页，注〔一〕。）表明阊阖门、宣阳门、永桥均直对。这条御道，即铜驼街的走向应是由阊阖门出，向南至宣阳门，再由宣阳门出至永桥，由洛水南岸再延续。史载：“庄帝将幸洛南，昭业立于阊阖门外，扣马谏，帝避之而过，后劳勉之。”（注：《魏书》卷19上《济阴王传》。）说明去洛南即由阊阖门出，走铜驼街御道。迄今为止发现的洛阳外廓城的九条御道，均为内城诸大道在外廓城的延长部分。（注：参见《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第37页。）因此，四夷馆及四夷里所夹的御道为内城铜驼街出宣阳门向南的延伸，这一论断，符合北魏洛阳城的基本格局。由此，四夷馆的大致方位，即在洛水上所作的浮桥以南，位于伊水之北的圆丘的北部，铜驼街的东西两旁。由于北魏洛阳城址废弃后，洛河改道，故道两侧地势低洼，水稻田星罗棋布，给考古工作带来不便，（注：参见《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对四夷馆及四夷里具体位置的比定， 还有待于洛河故道南他项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发现。
    四夷馆建立在北魏迁洛之后，具体时间史书无明确记载。史载：广阳王元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诏从之”；（注：《魏书》卷18《广阳王嘉传》。）“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注：《魏书》卷8《世宗纪》。）这次修建活动，扩大了城市范围，构筑了外廓城， 使东汉以来的洛阳城成为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另据史载：“……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2《城东》，第117页。）表明四夷馆及四夷里亦按里坊制度布局管理，其设置应即在这次大规模修筑里坊的活动中。另史籍关于外来人员居住在四夷馆中最早的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是，“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为筑宅于归正里”。（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0页。）景明初是一个概指，据《魏书·世宗纪》，萧宝夤归降在景明三年（502）三月。 《魏书·萧宝夤传》则记萧宝夤在景明二年至寿春之东城戍，景明三年闰四月，下诏令羽林监、领主书刘桃符迎接，“及至京师，世宗礼之甚重”。《南齐书·和帝纪》也载萧宝夤奔魏在齐和帝中兴二年（ 502）三月辛丑。因此，萧宝夤在景明三年居住于四夷馆的记载更为精确。此外，四夷馆设置于景明年间同此时北魏与周边民族交往较盛有关。史载：“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注：《魏书》卷65《邢峦传》。）综上三点，将四夷馆的设置推断在景明二年，应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