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指出：互市监主要掌管西北边缘地区与少数民族及外国商人的互市贸易；市舶司则主要负责处理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对外贸易事务。关于互市监，著者引《唐六典》：“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至隋，诸缘边州置交市监，视从第八品，副监视正第九品。皇朝因之，各隶所管州府，监加至从六品下，改副监为丞，品第八下，光宅中改为通事监，后复旧为互市监。”据此，著者得出了“互市监作为一个关边贸易管理机构，隋以前并未配置专职官员。隋朝虽有专职官吏，但品位较低。唐朝虽归地方州府领导，但行政关系已隶属少府监，且官员品位较高，监已由隋朝的“从第八品”提高到“从六品下”；副监则由“正第九品”提高到“正第八品下”。
    关于市舶司，该书指出：唐代市舶司始于何时，史无详载，但从《新唐书·柳泽传》的记载看，开元之初已有市舶使之名。而从《唐会要》卷66《少府监》的有关记载看，唐高宗显庆六年所设立的“所司”已具有“市舶司”的功能，它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市舶司”的前身。因此，“唐代市舶司的设立至迟应在唐高宗显庆年间”。
    书中不少地方所作的这一类考证，不仅使相关问题的论述更为清晰和深化，而且亦显示了作者较为严谨的学风和功力。
    该书注重量的分析，书中表册多，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唐代对外开放研究，牵涉到人员、物资和文化的交流。该书在文字论述的同时，排列了许多表册，如唐开元年间与唐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统计表、唐代部分国家和地区遣使次数统计表、日本、新罗留学生情况简表、日本赴唐求法僧侣一览表、唐开元年间尝赐部分国家和地区来华使节物品一览表、骠国所献乐器和传入的乐曲表、《唐律》与日本《大宝律》对照表以及作为附录的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遣唐使年表，详细列出遣使年代、所献物品等。这些表册不仅有助于文字的论说；而且更能显示交流的‘量’，增加了可信度。
    当然，作为一本研究唐代对外开放的专著，由于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作者的《初探》存在一些不足或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该书虽专列一节《唐代社会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总结了唐代社会开放的历史经验，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历史启示，但给人总的感觉，是理论上的分析尚显薄弱。唐代的对外开放，尽管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达到顶峰的，但由于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建立起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共产党宣言》）二相比较，中国封建时代唐代的对外开放只是与周边国家或更远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其中政治因素的驱使是首要的，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基于世界市场的建立而实行的开放政策，在性质和水平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愈越发展的时代，因而与我们当今的对外开放，更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这方面的区别，书中虽然也作了一些说明，但似乎还应强调得充分一些。
    其次，个别地方行文有误，或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如60页“从秦汉的统一到隋唐的再统一，其间经历了三国鼎立、西晋的短暂统一、东晋北魏的对峙、南北朝的对立，历时数百年”。历史上与东晋对峙的主要是北方的十六国，南北朝的对立，就是南朝与包括北魏在内的北朝的对立。再如91页：“从经济方面而言，唐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是从北魏乃至西晋以来所实行的均田制的废弛”。均田制是在北魏时开始实行的，西晋时并未实行均田制，而是实行的占田、课田制，尽管二者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情况显然有别，不能混为一谈。在上述内容之后接着又云：“第二是赋税制度方面的变化，即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转变，标志着封建赋役制度开始向实物地租方面的转移”。从地租的形态而言，在租庸调制下，已经是实物地租占主导地位了，力役的‘庸’，也可以交实物，“输庸代役”；“两税法”是依户等纳钱，依田租纳米粟。从户等纳钱而言，倒可以说是开了以后货币地租的先河。但始立两税时，户钱多折绫绢，因此从租庸调制转变到两税法的实行，至少可以说是全面加强了实物地租的地位，而不是“开始向实物地租方面的转移”。
    尽管如此，瘕不掩瑜，方亚光同志的《唐代对外开放初探》，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全面探讨唐代对外开放的学术著作。